80年代以来我国大众传媒的基本走向
内容提要：本文论述80年代以来我国大众传播媒介逐步走向大众的发展趋势，认为大众传媒既要满足受众的多样化需要，又要为特定的政治经济系统服务，一身二任，不可偏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大众传媒深化改革，健康发展，但困难尚多，任盆而道远.
关键词：大众传媒，走向，80年代
进入80年代以后，我国各地的大众传播媒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电波大战，报刊竞争，新招频颇，花样百出。“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简直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本来是为社会捕捉热点、剖析焦点的大众传媒，竟由于竞相改革，遂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是突变还是渐变?未来又当如何?现实要求我们对此类问题作出回答。
大众传媒的变化说明了什么?要回答这一间题，首先须弄清大众传播媒介是什么。①著名报学史专家戈公振先生曾就此说过这么一番话:“商人以为报纸是商业上的工具，政客以为报纸是政治工具，推而言之，多因各人职业之不同.观察报纸的眼光亦因之而异……②这种现象至今仍然存在。正因如此，看起来颇为简单的“是什么”问题，也就显得扑朔迷离，莫衷一是。其实，大众媒介是社会产物，正确的作法是把它纳入到整个社会中来观察，否则都是舍本求末.
王中先生说得在理，“新闻事业不能单独构成一种社会现象，‘而必须和人民群众的新闻活动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一种社会现象。崎这就是说，是社会传播活动创造了大众媒介，而不是大众媒介创造了社会传播活动。所以，应从整个人类社会传播现象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由此不难发现大众传播媒介实质上是人类社会新闻传播活动的继续和强化，是人类新闻传播活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形态。尽管由于大众媒介的产生和介入，使整个传播的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至于在传播的规模、数量、质量等等与一般的传播活动有了很大的区别，但它仍属于人们之间文流、传播信息的一种活动，这一本质并无改变。
大众媒介在传播活动中扮演的是人的传播者的角色，因为不仅它的接收者是一个个具体活泼的人，而且大众媒介自身也要充分体现人的个性和色彩，以使传、收双方能建立起良好的传播关系.马克思曾这样说过，“报刊只是而且应该是有声的、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产这自然要求大众媒介一方面要了解受众—人民的思想与感情，另一方面，则要用充满人的思想和感情色彩的方式来表达.马克思的论断揭示了大众传播活动的一个基本特点.
不能否认，以共时态的眼光，从社会体系层面来观察，大众媒介无疑是一个社会机构和组织，它所从事的是系统化、规模化、自觉化的传播活动。作为一个组织机构，它不仅有自身所追求的目标与宗旨，不仅要与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主流相契合，而且必然要受到社会其他系统，特别是政治、经济系统的控制。由此可知，大众传媒是一身二任.它既要满足自己接收者的需要，又要为特定的政治、经济系统服务.换言之，它既要扮演人的传播者的角色，又要扮演肩负一定使命的社会组织或政治宣传机构的角色.当然，正象人是要受到各种社会关系的制约，不可能是纯粹的、抽象的一样，社会传播活动在它自身的历史发展中，也总是隐伏着社会性和人际性的二重色彩。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不同的厉史阶段，这二重性的表现形式却有隐现、强弱、轻重之别。因此，把力众传媒的二重角色直接地、绝对地对立起来显然是不正确的，特别在我国，作为党和政府的机构的大众媒介就是人民的媒介，因为党的宗旨、政府的工作，在根本上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一致的。只是根本性上的一致，并不意味着这二重角色之间毫无差别，更不证明在具体运作上毫无问题.至少有两方面必须指出来。首先，它们之间的侧点重不一样.作为党的组织，大众媒介首先要注重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作为传播者，大众媒介就不能不注意接收者的各种需求，不能不注意人与人传播的荃本规律和特点，不能不注意传送效果。其次，就大众媒介自身来说，虽然二重角色并存但不可任意颠倒.正确的理解，应是以人的传播者为基础。因为第一，大众媒介本来就是对人的传播活动的发展和强化，是人体的延伸，第二，大众媒介无论是一个社会组织还是政治机构，都只有依托于传播者角色，充分尊重并体现人与人传播的特点和规律，才能较好地完成所担负的社会或政治使命。如果目中无“人”，就会变成落不到实处、找不到目标的高谈阔论。第三，大众媒介是应人的需要而产生而发展，它理应是为人服务而存在。为了人并有利于人，是它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我们十分注意大众媒介的政治性、阶级性是正确的，但却不能忘记或忽视它的另一面。
在现代社会里，一个好的称职的大众媒介，应该是既严格按照传播规律办事，突出人的口味、裕求和色彩;同时，又要通过自己的传播，体现出时代的主流，引导人们按照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
如以此来观照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不难看出，尽管我们在理论上也强调受众或人的需要，强调重视传播的规律，但在具体实践中，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响应和贯彻。多年来，我们有意无意地过份突出大众媒介的“政治机构”地位和政治宜传，忽视了大众媒介功能的多样化和受众的多样化孺要，这就影响了大众传媒双重功能的发挥。
依照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8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初，我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正透视出更加注重传播中的人的色彩，更加注重自己作为人的传播者的角色，我国大众传媒已开始大规模、大踏步地走向大众，进入“寻常百姓家”.
“风起于青萍之末”。这场转变看起来似乎有些突然，却绝非“一日之寒”，它孕育和嫂变的历程，几乎长达十年之久.
首先让我们把目光投到80年代初。
80年代初大众传媒的变化是与70年代末的新闻改革联系在一起的.《解放军报》的一篇《向“假”字开刀》社论，拉开了这场轰轰烈烈改革之序幕，其矛头直指“四人帮”控制新闻媒介所导致的“假、大、空”状况.与此相关，文风上的冗长、死板与程式化，也遭到了猛烈抨击。到了1981年，“真、短、快、活、强”的五字方针应运而生，这既是对此前新闻改革态势的总结，也为其后的改革指出了目标.广播电视的情况稍有特殊，它们除了要跟上整个改革的步伐外，还有如何从过去荃本依赖于报纸的境况中解脱出来，走自己的路的问题.“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遂成为80年代初期广播电视进行改革与“拨乱反正”的主要指导思想.
此外，大众传播媒介结构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其一，科技报、专业报，企业报、晚报等，有较大幅度增长，其二，“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方针得以确定，广播尤其是电视异军突起，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这些变化，源于社会公众的需要，同时，由于它改变了我国大众传播媒介的传统格局，从而使大众传媒的受众面有了进一步扩展，反过来又对媒介产生影响.
上述两方面的变化实际上是联系在一起的，内容、文风的改变是要让“观点纸”转变为新闻纸，恢复其传播信息、报道新闻的本来面貌，结构上的变化不仅是上述变化的需要，而且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简而言之，内容、文风、结构的变化，是围绕一个中心进行的，即把大众传播媒介从极“左”思潮的侄桔中解放出来，使之变为社会公众获取信息、文流意见的工具，真正成为社会的耳目与喉舌。如果联系到当时新闻学界开展的诸如新闻事业的性质与功能、党性与人民性、指导性与服务性以及新闻价值等间题的讨论，对这一趋势就会看得更为清楚.新观念的崛起与旧观念的清理，正是新闻传播实践寻找理论根据的必然反映。
80年代初期的大众传播媒介，就是这样跨出了走向社会大众的第一步。这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让我们再看80年代中、后期的主要变革。
这一时期给予人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大众传播媒介几乎都醉心于追求大容量、大跨度、有深度、快节奏的传播内容.其主要表现，乃是深度报道的崛起与兴盛.
深度报道大约于1985年左右在报纸上出现，开风气之先并在全国产生轰动效应的是《中国青年报》和《人民日报》。其他大报迅起响应，一时蔚为大观，于1987年后愈加兴盛并逐渐达到高潮.电子媒介同样如此。电视在经厉了风光片、知识片之后，深度片开始走红，纵横古今中外，以启发思考为特点的《让历史告诉未来卜一炮打响，继而越发不可收.广播也不甘示弱，在“缩短战线，精办节目，提高质量，合理布局，更好地为两个文明服务”思想指导下，对节目在整体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其结果是出现了一批容量大、综合性强、形式活泼的“板块式”节目，深受听众欢迎.当然，由于文字本身得天独厚之优势，深度报道在报纸上反映最为充分。
深度报道大多致力于现实中的热点间题，以事实叙述与作者议论相结合的方法，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下全方位地揭示事件真相。它改变了传统的“一事一报，一事一因”的报道模式，从等待事实产生，变成由某一事实或线索入手，主动地去挖掘各种材料，并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如果联系到当时哲学界关于“人的主体性”的讨论，联系到党的十三大提出的“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重大事情让人民知道”，我们可以这样说，探度报道的兴起正是人的主体性在大众传播中得到张扬的一种反映。当然，它首先使报道者的主休意识有了充分展示，事实的叙述者成了事实的分析者、评价者，报道主体的分析能力、思辩水平和知识素养，实际上成了报道是否有份量的主要关键(顺便要提一提，“学者型”记者的呼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然而，如果把深度报道的出现，仅仅看成是扩大了传播者的主动性，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看到，由于深度报道的把大量的背景材料交代给受众，即便是夹杂于其间的议论、分析，也主要是为了帮助受众更好地理解所发生的事，启发他们深入思考，而不是硬塞给受众一个现成而简单的结论。这一切，无疑为受众发挥自己的主体意识提供了广阔的余地，为受众直接参与对一些重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