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文学传播方式的嬗变
摘要:从19世纪中叶副刊出现后,大众传媒刊登文学作品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中国文学传播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其通俗化、平民化特点,在近代文学的发展和流演过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副刊 大众传媒 文学 传播方式 嬗变
自大众传媒在中国产生以来,文学类的信息便形影不离、共生同在,在报刊上随时可见。但是,最初大众传媒登载文学作品并没有一定之规,也没有形成定势。直到19世纪中叶,副刊出现以后,在大众传媒上刊登文学作品才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从此,中国文学传播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从原来书本形式和勾栏瓦舍的说书方式传播发展到以报刊和书籍为主要载体的传播方式。报刊这种大众传媒逐渐成为传播文学的主流媒体,在近代文学的发展和流变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而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副刊则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我们知道,自19世纪中叶以后,上海成为中文报刊的中心。上海的《申报》把文学类作品确立为报刊传载的四大板块之一,使文学正式成为报刊信息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时间各报纷纷效法,文学作品遂成为各报的一道风景。
上海最早的中文报纸是1861年创刊的《上海新报》,该报最初以刊登商业信息和新闻报道为主,文学文艺类几乎不涉及,然而,1867年以后也刊登一些随笔、寓言、游记、图画故事、杂文点缀、联语征对、诗词唱和、海外珍闻、风物小志等。1872年,《申报》的创刊打破了《上海新报》一统中文报纸天下十年的局面,在激烈的竞争面前,它不得不开始登刊竹枝词、诗话等文学类东西。不容置疑,《申报》标志着中文报纸进入商业运行的一个发展新阶段,也标志着近代中文报刊在传载内容上进入相对完备和成熟的发展新阶段,从《申报》开始,文学文艺类内容成为报纸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之一。《申报》在报业上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当时,英国商人美查之所以要办这张报纸,实际上就是把办报看作是一项有利可图的行业,这与以往的宗教类报纸和以往的商人办报都大相迥异。同时,《申报》成为报业经营成功者的一个首例,这与当时的时代、当时的环境有密切关系。
当时的上海,无论商业、工业、交通、文化事业都有重要发展,成为全国人口众多的重要城市,这为大众传播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而在这之前,无论是上海,还是广州、香港,都不具备这种经济文化土壤。既然要图利,报纸本身就要赚钱,这种以营利为目的的报纸自然就把它的销售量看成是成败的关键。因此,吸引更多的读者,迎合众多读者的口味,就成为该报的办报宗旨。《申报》开办之初“彼时朝鲜清平,海隅无事,政界中人,咸雍容揄扬,润色鸿业,为博取富贵功名计,对于报纸既不尊崇,亦不甚忌嫉,而全国社会优秀分子大都醉心科举,无人肯从事于新闻事业。唯落拓文人,疏狂学子或借报纸以发抒其抑郁无聊之意兴”[1]。为了抓住在社会上为数众多的旧式文人的眼睛,该报非常重视刊载文艺作品,使文艺作品成为必不可少的内容,有相对固定的版面,以登刊竹枝词为主,以后也连载小说。诚如《申报》主笔黄协娟所说:“其始间日出一纸,印以中国毛太纸,篇幅固甚狭小,所载多诗文之类。
间及中外近事,类皆信笔点缀,如传奇小说然,人皆不甚重视之。”[2]“故当时报纸所载,略可记述者:一为谕旨宫门钞等,以备官场之浏览;一为大小考试之文章题目,以备学文之揣摩;一为诗词歌曲,以备名流文士之推敲;一为各地之盗命火警及一切狐怪异闻,以备一般人茶余酒后之谈助。”[3]随着报纸在政界、知识界以及广大下层人士中的影响扩大,所登载的文学文艺类作品逐渐趋于综合。正是由于《申报》在“赢利”这一动力的驱使下,对报纸刊登文艺内容作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从此使文学文艺作品成为报纸不可缺少的材料,从而形成了由新闻、言论、文艺和广告四大要素组成的我国近代报纸的基本模式。《申报》创刊号刊有本馆告白、本馆条例、转录京报、行情广告与货价船期等,仅一篇标题为“驰马角胜”的文章类似于新闻的稿件。从第二期开始,文学文艺性文字出现,刊有署名南湖衡梦庵主的《观西人驰马歌》等。以后此类文章越来越多,有时占据一二个整版,例如1983年春某日的《申报》,足有两个整版近四千字的文艺文学性内容,除了一则转录自《叻报》(最早的一种华侨报纸)的长篇游记连载外,还有诗词杂咏等[4](51页)。可以这样说,《申报》的商业性目的,竟意想不到地为近代文学、文艺找到了报纸这一大众传播媒介,从而使文学、文艺作品通过大众传媒被更多的读者所阅读,而大众传媒广泛、普遍的特性又必然要求刊登的文学、文艺作品要通俗易懂,要有可读性、娱乐性,必然反过来给文学作品带来某种深刻影响,迫使这些文学作品(至少刚开始是登在报纸上的文学)逐渐从宫廷深闺走向社会,从为贵族欣赏变成为平民欣赏,给近代的整个文学观念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迫使文学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新的传播形式下去寻求自身的新的生长点。正如法国文论家埃斯卡尔皮所说,在大众传播时代,文学应有一个观念上的调整,文学这个名词同其他名词一样,其本身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重要的是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平衡。
可以这样说,《申报》为近代中国报业发展史写上重重一笔的同时,也成为了一种新的文学传播形式产生的标志。正如吴秋尘所说:申报初期“新闻版里搀杂着不少诗词,那时的诗词纯粹是所谓文人做的,现在文艺版的发达,不能不说那是一种滥觞时期”[5]。《申报》所具有的鲜明的文学文艺特色,开了报刊文艺栏的先河,它不仅拥有自己的作者群,也拥有自己的读者群,因而有“变相诗社”之称。自《申报》以后,各种报刊,特别是日报都多少不等地刊登文艺性内容,出现了“文艺”、“余渖”、“丛载”、“译丛”等各种名称的文艺类栏目。随着上海城市近代化过程的加速和城市辐射作用的增大,到了19世纪80年代后,上海的中文报刊进入繁盛时期,出现了《字林沪报》和《新闻报》等影响较大的报纸,形成“申、新、沪”三个日报鼎立的局面。这些报纸纷纷仿效《申报》的经营模式和体例,把文艺作为版面的四大要素之一,在报上辟名为“花团锦簇楼诗集”等文学文艺专版,所刊登的诗词内容与《申报》大同小异。
与此同时,《字林沪报》开始连载长篇小说《野叟曝言》和王韬的小品文集《老饕赘言》,另行随报送阅,同时还在该报上逐日刊载《玉馆镌新》一书,所写都是本月的故事和历史掌故,成为第一家连载国内创作小说的报纸,初步形成了诗词、小说、笔记掌故三个栏目,突破了以诗词为主的局面。由于读者对小说、小品等文艺作品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使其对这些具有可读性的阅读材料的需求增长,以前用于刊载文艺作品的版面不再够用,于是在1897年11月24日,“被认为是我国报纸第一个副刊的《消闲报》终于以《字林沪报》附张的名义出世”[6](332页)。自上海《字林沪报》出版副刊———《消闲报》起,近代中国的各个新闻媒介纷纷开设“副刊”,其名字叫法不一,有文苑、余渖、丛载、余录,以及稍后的“谐部”、“说部”、“附章”、“附页”等,最后比较统一地称“副张”、“副镌”和“副刊”。副刊的出现,除了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学传播方式的产生外,还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这就是近代中国大众传媒产生以来文学与新闻的第一次划界。 我们知道,近代中国早期的报纸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以传递新闻信息为主的大众媒介,除了定期、定时之外,在写作内容和方式上还是一个近乎文学、随笔、杂记小品一类新闻与文学混染的出版物。无论是办报人,还是看报人,在一定程度上都分不清写新闻与讲故事的区别,都把它等同于某些通俗文学,比如当时《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一则新闻稿,前面题七言诗一首,然后开头一句“话说汉人姓王名发法”,完全是模仿中国古典小说的体例。早期《申报》的新闻,也常常把妖异鬼神之说混杂其间,并为此辩护说:该报“采集人言,搜集众说,遇有奇迹异谈,但便事有可取,为之登录,如古人《夷坚志》、《太平广记》所载者,篝灯读之,举为谈助”[7]。
这种新闻写作等同于文学写作的大众传媒的初期状况,是由于参与报纸编撰工作的人,几乎都是受中国古典文学熏陶的旧式文人,他们不可能很快地从一个旧式文学人蜕变成一个现代新闻人,无法脱离自身的知识结构去有意识地创造一个新的言述方式,故而只能借文学创作的手法来进行新闻的写作。在当时的报纸上,类似文学的新闻报道比比皆是,一般读者也没有要把文学与新闻分开的要求,相反,则是带着读通俗作品的感觉去读新闻的。在报纸上谈狐说鬼的新闻有之,志怪述异的新闻有之,诸如《人狗讯谳》、《雷击不孝》、《杀生孽报》、《孤女报恩》、《副奸缢鬼》、《秃龙变异》、《魂游地府》之类的东西均以新闻报道登载,报纸之间还相互转载,大有奇文共欣赏之意。还有一些文学性人物故事也被当作新闻成为报纸的主角,它的写作风格、体裁结构、语言文字、表现手法等都是中国传记文学和笔记小说的翻版。比如《申报》登载的一篇标题为《珠妓殉情》的稿件云:“区容阶,楚产也,厥祖作贾穗城,遂家焉。某生三子,容生七日而父丧。母扶三子成立,长子弱冠而夭,次子行贾往来楚粤间。惟容习举子业,思以诗书起家。讵与游者多非益友,酒食游戏相征逐者趾错于途。
纵有二三老成持重者施以针砭,而一暴十寒,终归无益。容遂与此狭邪辈相依为命。眷珠江花舫九妹,每一留醉累旦连宵。凡得九妹一言,辄挥金如土不少靳也,月圆之夜,偕友开筵珠海,作团圆游。花满酒满月满,无殊极乐世界。岂期乐极悲生,容于洒阑灯弛未免有情,芙蓉帐里竟犯不治之症。甫晓以肩舆归,亭午神魂遂返极乐世界(下述九妹得悉容死讯后痛不欲生情状和服毒殉情的细节)……呜呼!九妹能以身殉情人,亦可一洗青楼薄倖之丑。然为士者,以有用之身而漫置诸无用之地,识者尤为不可,矧殉之为命哉!……是知贪快活者必遭烦恼,极热闹者必变凄凉。故君子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