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大众传媒在政治上的宣传作用 - 大众传媒

探索大众传媒在政治上的宣传作用 摘　要:大众传媒对政治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和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大众传媒于其“喉舌”功能之外,还应发挥其作为公共空间的功能。将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就是要彻底改变过去那种事实上的单向传播(灌输)模式,使双向对称传播真正得以落实,从而真正成为公民与政府、政权政治与政权外政治互动的桥梁。 关键词:大众传媒双向对称传播公共空间公民社会善治社会网络 近代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大众传媒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的影响日益凸显,它被认为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其中,它对作为社会神经中枢的政治的影响自然更为引人关注———西方学术界特别是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经常用媒体主导、媒体时代、媒体民主、媒体社会等词描述西方媒体对社会变化的重要影响,即媒体正全方位地模铸着当代政治。 政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是社会公共权力,是这种权力产生、变更、运作的过程和结果。从公共权力的角度理解政治,可将政治划分为政权政治和非政权政治、国家政治和非国家政治,亦即官方政治和非官方政治。这就意味着,政治的发展不仅依赖于官方的政权政治、国家政治,而且需要非官方的非政权政治、非国家政治的支持。鉴于此,非官方领域的政治建设不容忽视,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不发达,因而社会形态的发育也不充分,这使人们很容易将社会与国家混为一谈。众所周知,社会不等于国家,社会的外延大于国家。当代西方最负盛名的思想家J.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换》—书中指出,一般社会存在着三个领域:一是以国家和司法为代表的公共权威领域;二是以公民社会和私人关系为代表的私人领域;三是存在于以上两大领域之间的公共领域,即公共空间,它是近代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形成的。哈贝马斯还指出,公共空间率先产生于文学艺术之中,后又扩展到大众传媒,进而影响到政治。大众传媒作为一种公共空间,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威之间,属于非官方领域。它是公民与政府、政权政治与政权外政治共同作用的场域,这一场域的建设和发展对现代政治的运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却被我们忽视了。当前,在社会转型使我们传统的某些“理性”假设开始失去解释力、市场经济使过去的那种政治生活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成了一个问题的时候,在人们的文化意识日渐觉醒、文化的品位和丰富性逐渐成为人们追求的价值的时候,官方政治非常需要非官方政治的合作:政党政治需要进一步向社会开放,而将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便有利于我党在开放的社会中寻找更广泛的力量支持;政府行为应有更高的预见性、准确性和技巧性,政府管理应更趋人性化,而将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便有利于促进公民对政府采取自愿合作的态度与对政权政治的自觉认同。 有学者指出,2l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是增强政治系统的功能,扩大政治参与,重构政治文化。在这些方面,作为公共空间的大众传媒以其特有的传播沟通功能将起到其他手段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促进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 近现代史表明,国家与社会赖以存在、稳定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民主与政府权威的有机统一,而高度集权和无政府主义都既不能把国家也不能把社会引向进步。大众传媒是国家权力机构与社会公众相互作用的桥梁和纽带,并且,作为公共空间的大众传媒使二者的相互作用呈双向性,即国家权力机构与社会公众之间通过大众传媒的沟通是“双向对称”的。大众传媒既可协助国家权力机构影响社会公众,又可与社会公众一起来影响国家行为。通过这种信息的双向传递、接收和分享,促使其相互之间达成了解、共识、好感与合作,从而优化社会环境,实现国家(政府)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的统一。 德国学者托马斯·迈尔认为,大众传媒是社会观察自身的一种手段,其对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作为社会问题的侦探,发现社会中存在哪些问题,哪些问题在发展。(2)作为社会的检察官,检查这个社会中各种权力的使用是否得当,看看人们需要的服务是否得到落实,出现了哪些问题,尽量使这些问题公开化,变得可以纠正,并且向应该负责的人和机构施加压力,使他们纠正错误。(3)作为—个论坛,使各方的正当要求和利益在交流中能够得到一种均衡,并最终产生统一的意见,推进社会的团结整合过程。(4)作为一个发动机,通过引导社会舆论调动人们为社会做工作的积极性,因为谁都不愿意受到媒体的抨击。这四个方面基本概括了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作为公共空间的大众传媒确实为社会提供了某种自身能够不断地了解、不断地学习,并通过这样的了解和学习不断地向前发展的前提条件。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除了具有舆论监督功能之外,还能使更多的社会组织和个人介入政治运作过程,为政治系统提供可靠、准确和理性的政治信息,缓解因政治参与渠道不畅而导致的政治压力。这时,作为公共空间的大众传媒对政治系统来说既是“推进器”又是“减压阀”,发挥着双重作用。这事实上已成为现代政治对社会发展进行调控的重要手段、方式和方法。此外,通过大众传媒这一公共空间,不同的政治信息、政治观点可以相互进行传递,使人们得以在比较中进行权衡,决定取舍。[1]作为公共空间的大众传媒为这种横向意义上的交互式宣传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开放式平台。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社会结构和体制是在吸收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并部分地照搬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长期以来,国家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既是惟一的主导力量,又是惟一的操作力量。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的不同结构与功能被同一化、甚至一元化了,与此同时,“社会”概念被模糊了、淡化了,形成了非政治领域政治化的社会特征。在这种高度政治整合的社会中,大众传媒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党和政府的“喉舌”,它作为公共空间的职能被遮蔽。实际上,我国的大众传媒既应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又应充分反映人民大众的呼声,是群众的“喉舌”,这二者是有机统一的。改革开放20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发生很大变化。尽管从全局来看,国家仍是社会资源的主要控制者,各级权力机构在决定个人生存与发展条件方面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社会不再被包括在国家的概念之内,逐渐获得了相对的独立并日益成为控制社会资源的有力的、潜在的力量,它同样提供着某些影响个人生存与发展的领域和机会。换言之,社会资源的占有与控制已呈多元化,社会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自由流动的资源与自由流动的空间发展独立于国家的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活动。伴随着社会资源占有的多元化和国家与社会的初步分离,个人的独立性也相对增强,新的社会力量、角色群体开始产生并日渐活跃,大批非盈利性社团和非行政化的盈利性经济组织等公民社会组织不断涌现[2]。实践证明,正在孕育、生长着的公民社会,是制约国家超常控制的重要屏障,从而可以使国家更加负责任地行动并对公民的需要更快地做出反应,使得个人价值获得空前提升;公民社会的出现还有利于扩大政治参与范围,极大地弥补国家能力的不足,增加社会的稳定程度。随着新的社会力量在社会中地位和作用的加强及维护自身利益的要求日益迫切,随着社会生活新领域的开拓及其相应的社会管理与协调的需要,在现行的政府行政组织之外需要一个“中间机构”传播相关信息,协调各方关系。中国公民社会由于处于发育的初始阶段,内部的自治和理性化程度还很差,也需要外部的力量帮助它走上一条逐步理性化的道路,并扶持和推进那些实力不够但健康良好的公民社会组织。此外,随着公民社会内部理性化过程的完成,它必然会向政府提出独立发展的要求,社会与政府的矛盾和冲突有可能因此加剧。在上述情况下,为寻求国家与社会的适度平衡和建设性互动,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既可为公民社会的成长提供自由的空气和秩序的土壤,又可监督公民社会的发展方向,并不断提供和创设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促成建立一种经过分化、公私边际恰当界定的自治宽容的社会生活,促进建立既能保护公民个人正当权益、防止国家权力无限扩张,又能使社会高效协调运转的国家-社会结构体系。为此,作为公共空间的大众传媒应当将国家的发展与社会公众的发展联系起来,在协调、平衡和统一不同关系、不同利益、不同要素的过程中,运用双向沟通的方法,赢得各层面的相互理解、信任和好感,使其达成共识,实现组织与个人的“双赢”。 二、培养民众的自主意识、责任意识和参政能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文化意识日渐觉醒,政府外政治力量不断成长,“小政府,大社会”日益成为现代国家的政治取向,政治管理的过程也由传统的经典概念“统治”(government)———其理想状态是“善政”(good government)———逐渐发展为“治理”(governance)与“善治”(good governance)。治理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