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61—1968年大众传媒为研究对象探索越南战争的形式

<p>以1961—1968年大众传媒为研究对象探索越南战争的形式</P> <p> </P> <p>摘　要:　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越南泥潭中日益深陷,在战争升级的过程中,被誉为“第四政府”的美国大众传媒对越战的态度随之经历了三个转变的阶段,由最初的基本支持到最后的反对,推动了美国国内反战运动的发展,对美国政府对越政策的制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然而,由于大众传媒自身的局限性,这种作用力的效果十分有限。</P> <p> </P> <p>关键词:　大众传媒 越南战争 对越政策</P> <p> </P> <p>“越南战争”是二战结束后美国对印支的一次武装干涉,美国的大众传媒关注并报道这场战争,这些报道成为这场战争的“晴雨表”,同时也引导了美国人民对越战的认识,深深影响了美国政府对越政策的演变。对这一时期美国大众传媒的表现及其社会效应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美国的政治情况,理解美国自由的含义,加深对美国社会的认识。1961—1968年正是美国对越战争步步升级,并最终走向失败的关键时期,本文试图以此段时期的情况为研究对象,对上述问题加以探讨。</P> <p> </P> <p>一</P> <p>要把握大众传媒在美国对越战争中的作用及其影响,首先必须理清它在这一过程中态度的发展情况。</P> <p>(一)基本支持越战(1961—1965年年初)当美国政府最初接替法国卷入越南事务时,美国的民众,包括美国的大众传媒对此均没有提出质疑。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后,副总统约翰逊继续对越南实施干预政策,并逐步扩大美国在越南的军队力量的投入。在这段时期内,约翰逊政府得到了美国主流媒体的支持与合作,对越政策得以顺利实施。总统及政府与电视台的关系十分友好,电视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总统的私人工具,电视台按照总统和他的白宫的意图进行报道,根据他们的需要来解释西贡的形势,主要的新闻节目也是“几乎不加怀疑地全盘接受美国政府的目标和声明”。[1](P618)而在最具代表性的图像节目中,也大部分报道的是具体的战争行动。另一种重要的传媒工具———报刊,同样对越战给予了支持。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当数《时代》杂志,它“通过其‘新闻界’专栏为战争进行过有分量的辩护,它攻击任何抨击这场战争的人,颂扬一切喜欢它的人”。[1](P549)不仅如此,《时代》周刊还激起了新闻界内部的批评和斗争。它攻击驻西贡记者团是阴谋推翻吴庭艳政府的蛊惑人心的宣传家,还攻击它通过歪曲报道,“加剧了该为国内读者澄清的混乱”。[2](P481)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存在,《纽约时报》就是颇让政府头疼的代表。早在1962年,《时报》就开始警告说,“大战将临,要求美国政府办事要光明磊落”。[3](P73)到了1964年6月,提出“应当在谈判桌上”而非“在战场上比高低”。[3](P73)然而,《纽约时报》的态度也不是坚定不移的,在对待1964年8月美国国会批准的“东京湾决议案”的态度上,《纽约时报》一反其对战争的谨慎怀疑态度,转而支持约翰逊总统。因此,在越战初期美国国内的舆论界,尽管有一些疑问和批评零星见报,但不足以超过那些赞扬声所汇聚成的舆论洪流。</P> <p>(二)疑惑渐生(1965年中期—1968年“春节攻势”前)1965年3月至7月,美国对越战争逐步扩大,美国地面战斗部队进入越南,军队的数量也急剧增加。美国在越南的特种战争最终被常规战争所取代。面对美国政府在越南泥潭中越陷越深,一些重要的传播媒体也开始重新审视美国的对越政策,对其论调进行了调整。《纽约时报》在1965年中期以后,便开始反对约翰逊的战争升级政策。如其资深编辑兼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从河内发回了有关越战的详细报道,以及相应的照片,“与美国声称的美国轰炸计划取得成功的说法截然相反”[2](P483),揭露了美国在越南战场上的真实情况。在反战浪潮的推动下,一些大报刊相继成为越战的怀疑者或反对者,其中包括《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和《生活》周刊。[4](P575)《纽约人》的记者罗伯特·沙普伦和《报道者》杂志的丹尼斯·沃纳也对越南的僵局作出了现实的估计。[5](P95—100)并且《纽约人》从1967年7月以后,开始对这场战争表示了简单明了的反对。[6](P118)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前一阶段美国政府对越政策的坚强捍卫者,此时也逐渐“叛离”约翰逊总统,揭露了一些有关越战的真实情况。当然这些报道并非表示媒体对美国对越政策的彻底否定,更多的还仅是对美国在越南行动的担忧与质疑,是对越南战争前景的失望。美国在越南行动的失利,引发的国内危机,最终使美国各传媒从根本上放弃对越战的幻想,融入反战的洪流。</P> <p>(三)态度的根本转变(1968年“春节攻势”后)1968年1月31日,以解放武装为主的近10万兵力同时进攻南越的美国大使馆,几十个重要城镇,以及几乎所有大城市,这就是越南战争中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春节攻势”。此后,在残酷的事实面前,美国大众传媒对越战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纷纷提出尖锐的批评,其中包括原本支持政府战争政策的七家报刊,如《华尔街日报》、《纽约邮报》和《圣路易斯信使报》等。[7](P336)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还专就“春节攻势”做了一个特别报道,提出解决越战“唯一合理的出路将在于谈判”,[8](P290)克朗凯特就此也与战争划清了界线。此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带有了对美国战术的更大批评。[2](P474)此时的《时代》和《生活》也开始要求改变美国的政策,要求降低美国的目标。可以说,“春节攻势”后美国国内舆论的主流已经被反战的呼声所占领,大众传媒也基本上明确了反对美国对越战争的态度。</P> <p>当然,除了上述美国主流传媒之外,美国还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另类传媒”,包括一些地下报刊、拉美裔报刊、非裔报刊和教会刊物等,他们中的一些较早就开始反对美国实行的对越战争政策。如凯里·麦克威廉斯的《民族》在1965年创刊100周年时,发起了以事实为依据的对越战最尖锐的社论攻击。[2](P490)总体来看,随着美国对越战争形势的逐步恶化,美国大众传媒对越战的信心也逐渐发生动摇,由支持转向迷惘与怀疑,最终融入反战的浪潮中。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媒体各有差异,有如《纽约时报》那样较早提出怀疑,态度坚决的;也有如《时代》那样顽固的忠诚于总统和政府,为越战辩解,直到直面不可扭转的现实才转变的。当然也不乏在急剧变动的形势中把握不定、犹豫而难以作出抉择的《华盛顿邮报》之类。但它们基本的变化趋势正如前文所述,是一个日渐清晰、客观对待现实的过程。</P> <p> </P> <p>二</P> <p>大众传媒是美国民众获取新闻消息的重要途径和来源,对公众舆论的形成和变化有着深刻的影响力,可以说,“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公众舆论在外交和军事战略的发展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9](P165)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越政策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就与大众传媒态度的转变密不可分。</P> <p>(一)制约总统对权利的行使在美国的历史上,没有哪个总统喜欢新闻媒体,约翰·肯尼迪在谈到新闻报道时说:“看得越多越不是味儿”。[10](P105)其原因何在,不外乎传媒对总统及其政府权利行使的监督和制约。一方面,媒体被称为“国王制造者”。[11](P13)约翰逊总统的上台正是充分利用媒体力量的最好体现。在1964年的总统大选中,《纽约时报》选择了约翰逊,而不是戈德华特。约翰逊获得总发行量61.5%报纸的支持,戈德华特只获得21.5%的支持。[2](P595)同样的,约翰逊也是第一位被传媒拉下马的总统,他由于糟糕的越南政策而失去公众的支持,遭至传媒的倒戈。1968年“春节攻势”后,传媒改变在越战问题上的态度,转而批评约翰逊政府,尽管此时“官方提供的报道反驳了传媒的观点”[12](P258),但约翰逊总统仍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另一方面,总统也运用媒体来向公众宣传其政策及意图,影响舆论,谋取支持。1967年约翰逊总统专门成立了一个管理新闻事务的跨部门委员会,以期通过宣传让美国人民认识到美国正在越南战场上取得胜利这一“事实”。同时,越南情报组则准备了一系列暗示越南战争已取得进展的材料,故意透露给新闻界。[1](P288)在驻西贡大使馆每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刊登在几家大报的头版,冲淡了驻越记者的报道。从控制新闻的角度说,政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约翰逊的办公桌上有3台与各主要电视网相联系的电视机,在椭圆形办公室还有3台提供新闻的电传收报机。[13](P23)在越战逐步升级的那些年月里,约翰逊则定期与《时代》的决策者会面,保持联系,向他们表达他对“时代”重要性的认识。</P> <p>(二)大众传媒对民众的导向作用“政治科学家们都相信,尽管传播媒介不可能告诉人们想什么,却可以引起公众想到些什么。报道的内容成为公众的日常议题。没有报道的内容或许不会永远被忽略,但却可能在最需要的时候被忽略。”[6]这段话精辟的阐述了大众传媒在影响公众、引导大众、形成公众舆论方面的作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