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写硕士论文：近代传媒的兴起与大众文化的发展的趋势分析
摘要:近代传媒的兴起与大众文化的发展如影随形。近代传媒的发展必然会带来信息的传播(包括文化信息)从上至下,从小到大的扩展趋势,而传载信息的语言及言述方式必然要尽可能去适应这种趋势,去迎合最广大的受众,再加上近代中国处于剧烈动荡之中,开启民智、启蒙思想的历史任务刻不容缓,政治改良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轮番登场,这都需要通过在尽可能广的范围内警醒和发动大众,要通过大众传媒来吸引和影响大众,自然要用大众最熟悉、最亲切、最贴近的语言去言述、去表达,以最具有直接性、最富于感染力。报刊率先一步开始“白话”化,以至最终白话文成为报刊的通用语言和表述方式,正说明大众传媒自身的特性和功能,要求它所传递的语言符号系统要与之相适应;更说明在近代中国,大众传媒所载负的推动历史变革的责任。显然,这种近代传媒“白话”化的过程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积累了经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和语言文学的大众化提供了土壤。由此可见,白话文的最终胜利并非仅仅是“五四”胡适等文人振臂一呼的结果。
关键词:近代中国 大众传媒 文学言述样式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西方的强烈冲击,使古老的中华动荡不已,从皇帝到平民,从统治者到知识分子们,无不感受到风雨飘摇之中的惶恐与困惑。中国的路该怎样走?重振国威的希望在何方?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民众用革命和暴力来说话;知识分子们制造了“公车上书”与“戊戌变法”,用改革和启蒙来说话;统治者们在万般无奈之下实行“新政”,被迫应变,企图维持政权、苟延残喘。然而风雨如晦,苦难依旧,这一切,迫使仁人志士们上下求索,苦苦探索救国救民之途。中国的近代社会,正是在这深重苦难的挣扎之中逐渐蜕变的。在西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中国社会的旧框架正日愈消解,新的因素正在构成之中。在文化上,一个新的因素或文化权力正迅速成长,这就是近代大众传媒———报纸与刊物的形成和发展,并日愈成为对社会最有影响力的话语权力。被长期压抑的中国俗文学,正是凭借这一新的话语权力而崛起的。
一、近代大众传媒对通俗文学的呼唤
近代传媒兴起的一大成果,便是改变了中国文学传播的旧模式,使得文学作品的读者面更广、传播速度更快、对社会人心的影响更为巨大。尤其是曾被视为“小道”的通俗文艺,更是大受欢迎,一时间文艺报纸与刊物如雨后春笋,竞相破土而出。据史和等人编的《中国近代报刊名录》记载,自1815年至1911年,有中文报刊1753种之多。据祝均宙等编的《中国近代文艺报刊概览·引言》中说:近代文艺杂志有133种,文艺报纸76种。①其中主要的文学刊物有近四、五十种文学。在近代文学发展史上形成了一个以文学刊物为主要阵地的、崭新的文学传播方式。在这种新传播方式的辐射、影响和带动下,中国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翻译形成了近代文学的第一次高峰,小说数量之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惊人程度。
据江苏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统计,中国古代共有小说502种,然而1901年至1911年十年间即创作小说529种,也就是说,清末十年间的小说创作超过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总和。这是一个惊人的量的飞跃!其中也蕴含着质的变化。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统计,近代小说创作共有7466种之多!这数千种小说的的产生,与中国古代被贬为“小道”的502种小说相比,已经不可等同视之。小说通过大量的报纸、刊物,在人民大众中产生了不可小视的影响,小说开始成为继儒、释、道之外的又一重要文化精神支柱。康有为在《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中说:“我游上海考书肆,群书何者销流多?经史不如八股胜,八股无如小说何。郑声不倦雅乐睡,人情所好圣不呵。”严复等人于1879年10月在天津《国闻报》上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时指出:“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②夏曾佑《小说原理》说:“此种小说,流布深远,无乎不至,其力殆出六艺九流而上。”③
正因为文艺报刊日愈曾多,小说创作日愈丰硕,而小说之传播又日愈广泛,于是乎,一种新的文化话语权正在逐渐形成,即:文学成为传播思想、宣扬主张、改造民心、重铸灵魂的强大力量。在“八股无奈小说何”的文化情势下,小说终于取代了通行数千年的以“观民风”、“美刺比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为特色的诗文正统话语权。在大量媒体的刊载、传播下,通俗文学,尤其是小说获得了强势文化的地位,成为足以改造国民、促进革命的文化利器。从1875年第一个文艺刊物的创办,到辛亥革命前夕,短短的二十几年时间,在雨后春笋般崛起的期刊中,在数以千百计的小说创作与流传中,人们忽然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文化力量,它不但打翻了正统的诗文,而且大有超越经史,掌控人心之巨大力量。这一情势,已被当时明眼人所认识,黄伯耀在《中外小说林》发表文章指出:“二十世纪开幕,为吾国小说界发达之滥觞。文明初渡,固乞灵于译本;迄于今,报界之潮流,更趋重于小说,发源沪渎,而盛于香港粤省各方面。或章回,或短篇,或箴政治之得失,或言教育之文野,或振民族之精神,或写人情之观感。核其大旨,要无非改良社会之风气,而钥导人群之智识者为近是。
故小说一门,隐与报界相维系,而小说功用,遂不可思议矣。是非小说家之别具吸电力也,盖道与时为变通,风俗即随时而进化。世界荒僻之初,固无所谓风俗。溯自图腾社会,一变而为游牧社会,再变而为制造社会。至制造社会之发达,文字亦因之发达焉。降及小说之思潮澎湃,将从前风俗之如何顽锢,如何迷惑,群将视小说家之言论为木铎,而旧社会上之一切诗书糟粕,直弃之如遗矣。昔金人瑞致力于批评小说,且谓逆料二百年之后,群书不可读,而将浑然变成一小说世界。由今思之,各报社之小说,日新月盛,彼阅报者,无论其为文人学士,官绅商贾,固乐阅小说如标本;降而劳动小贩者流,亦爱闻小说,借资话柄,以觇近世界之好恶。夫亦无怪民智之畅旺,虽愚夫愚妇,犹如风俗之改革也。然则小说与风俗之关系,其然乎!其然乎!”④黄伯耀公非常明智地指出:中国小说为什么在近代发展如此迅猛,影响力如此之大,其基本原因就在于报纸、刊物等传媒的巨大助力,从而达成了小说的“不可思议”的巨大力量:“故小说一门,隐与报界相维系,而小说功用,遂不可思议矣。”这种文化权力,直以摧枯拉朽般的力量,横扫一切旧诗文、旧思想:“降及小说之思潮澎湃,将从前风俗之如何顽锢,如何迷惑,群将视小说家之言论为木铎;而旧社会上之一切诗书糟粕,直弃之如遗矣。”
这是何等痛快淋漓!欺压了俗文学上千年的正统诗文,如今简直不堪一击!这力量从何而来,显然是传媒的兴盛,形成了新的文化话语权,才真正打败了传统精英的“雅”的文化话语权,才能将前章所述的人们遵奉了数千年的“神圣不可侵犯之宝典”《毛诗序》打倒。近代小说所拥有的这种话语权,并非官方所授予的,亦非正统文人们所炮制出来的,它是伴随着中国近代社会新产生的传媒话语权而产生的,它的根深植于大众传播媒体之中,伴随着媒体的发达,日愈广泛地影响着社会、风俗、文化、生活诸多方面,甚至成为推动社会,左右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权力话语。正如黄伯耀公所说:“由今思之,各报社之小说,日新月盛,……小说家为主动,则凡读小说、听小说者,必各居于被动矣。其感化力之神也,一家如是,一国又何莫不然哉!此愈可见风俗关系之说为不谬也。”⑤也正因为一帮改良派文人,看到了这一文化权力变易之事实,遂从“诗以言志”、“文以载道”的传统精英立场,转移到从前被轻视的“小道”上,将原来“文以载道”的重任,加诸力量日愈强大的通俗小说身上。
梁启超就是顺应这一文化权力变易潮流的人,他大力抬高小说的地位,无非是想用小说来代替诗文的“兴观群怨”和所谓“群治”重任。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⑥一文中,他开篇即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其实,梁启超并不认为小说就比诗文好。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人的许多坏东西,都是小说造成的。“知此义,则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可以识矣。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兔(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若是者,岂尝有人焉提其耳而诲之,传诸钵而授之也?而下自屠爨贩卒、妪娃童稚,上至大人先生、高才硕学,凡此诸思想必居一于是,莫或使之,若或使之,盖百数十种小说之力,直接间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即有不好读小说者,而此等小说,既已渐渍社会,成为风气。其未出胎也,固已承此遗传焉;其既入世也,又复受此感染焉。虽有贤智,亦不能自拔。故谓之间接)。今我国民惑堪舆,惑相命,或卜筮,或祈禳,因风水而阻止铁路、阻止开矿,争坟墓而阖族械斗杀人如草,因迎神赛会而岁耗百万金钱、废时生事、消耗国力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慕科第若膻,趋爵禄若骛,奴颜婢膝,寡廉鲜耻,惟思以十年萤雪、暮夜苞苴,易其归骄妻妾、武断乡曲一日之快,遂至名节大防,扫地以尽者,曰惟小说之故。
今我国民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驯至尽人皆机心,举国皆荆棘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薄无行,沉溺声色,绻恋床第,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销磨其少壮活泼之气,青年子弟,自十五岁至三十岁,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毒遍社会,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