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派小说作家的兴盛与大众传媒的关系探究
摘 要:鸳鸯蝴蝶派的兴盛与近世大众传媒的发展密不可分。娱乐休闲性报刊杂志的大量涌现给予了鸳鸯蝴蝶派作家安身立命之处,促使他们由传统文人向新型市民作家转变,从事着小说创作、翻译、报人等与之相关的自由职业。同时大众传媒本身的媒介特色及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传媒角色深深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特点的形成,促使其小说创作在对传统的守陈中产生了新变。
关键词:鸳鸯蝴蝶派 大众传媒 小说 创作
20世纪初,以上海为代表的一批城市开始向“现代国际化大都市”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承继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的都市通俗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1](P1)它是最早的一批职业作家面对市民所进行的具有休闲意味的消费型文学创作。他们有意识地参与市场运作、通过具有现代技术色彩的各种传媒渠道进行传播。受惠于民初这种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传媒格局在上海的形成及小说阅读风气的高涨,鸳蝴派文学创作在这时最为繁盛,再加上不少作家在晚清已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翻译工作及与新闻事业紧密结合的报人生涯。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及至民国初年在上海颇有影响的不少报刊如《礼拜六》、《新小说》、《小说林》、《绣像小说》等等已牢牢掌握在鸳蝴派作家手中,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正如魏绍昌曾描述过的那样:“在民国初年至‘五四’以前这一时期,文艺杂志,大报副刊,各种小报,几乎是鸳蝴派作家的一统天下。”[2](P21)因而鸳蝴派的兴起与繁盛和当时特定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息息相关,其生命力持续涌动的背后离不开作为一个城市现代化显著标志的大众文化传播事业的兴起。所以,考察鸳蝴派的形成,就会发现它与以文研会为基础的人生派,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派等文学流派相比,它缺乏相对稳定的社团组织性,没有共同的文学纲领,呈现出的是与大量商业性、经营类娱乐休闲型报刊、杂志等文化传媒共起共落、荣辱同存的特点。大众文化传媒深深影响着鸳蝴派作家的交往方式、成名方式和他与社会与市场的关系及文学的写作方式、传播方式、阅读方式。本文试图从大众传媒这一角度入手,以它对该派作家及其文学创作的影响作一分析。
一、大众传媒的多重影响
近代上海的大众传媒体系主要包括以印刷技术为主的新闻事业和出版事业。中国大众传媒的发展得力于一批最早“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的倡导。谭嗣同就曾认为:“为新之具不一,而假民自新之权以新吾民者,厥有三要:学堂、学会、报纸”,[3](P50)从而强调了报纸对于一国风气改造的社会传播之功。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的上海更是得风气之先,随着近代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而逐渐承担起了文化中心角色的重任,从而对鸳蝴派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多重影响。在维新志士手中作为新民之利器的新闻传媒与出版业一样向着按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流通规律与方式经营的文化产业方向发展。这种大众传媒与市场结合的结果,不仅使其富有牟利色彩,还更深刻地影响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接受关系,改变了以垂直式路线为主的官僚等级型社会结构中信息传播的层次性与控制态势。以报纸为代表的大众传媒不再同于封建社会中“邸报”一类的传播载体,只发给一定级别的官员,而是遵循商品交换的自由平等原则:读者只要支付一定费用都可以买到一份报纸,都可以自由地从中选择自己所需的信息。这种具有商业性的大众传媒事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平等性,促使作为文艺生产力主要因素的“人”从封建社会中的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
早在1902年,梁启超作《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时,就曾把“主笔难寻”[4](P272)作为慨叹中国办报之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随着新型的传播媒介在中国的崛起,相关的人才也就需要大量的吸纳。这无疑给那些在传统的仕途之路被截断后,来到大都市独立谋生的中国文人提供了获取安身立命之处的良机。他们得以从事翻译、写作、记者、编辑等与之相关的自由职业,用个人的艺术劳动参与现代文艺生产,最终脱离了封建式的人身依附关系,实现了传统知识分子角色向现代文人与市民兼具的双重身份转型。
这种转型在鸳蝴派作家身上体现得极为明显,与新闻事业的接触往往成为改变他们一生命运的契机。如许枕亚,毕业后曾到乡间任教员。1912年《民权报》在上海创刊时被聘请为编辑,并在其副刊上撰写言情小说《玉梨魂》,作品风靡一时,从此成为该派代表作家。再如周瘦鹃,上海民立中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7岁投稿《小说月报》被采用,从此开始写作。同时,对于这些已从传统文人群分化出来的作家来说,大众传媒还对他们起了一种组织上的“集纳”功用。这些具有现代意识的大众传媒报纸刊物的雇佣者,随着报刊出版业的发展而不断集结成群,形成了一定意义上有别于学院、文学团体以外的新的组织同盟。
这样大众传媒达到了对有同一创作倾向的通俗作家的汇集作用,成为其风格展现的阵地。当然,对于不同的鸳蝴派作家来说,这一转型过程的个人认同与“集纳”作用并非一样。象包天笑这样在人生的早期就开始自办书店、出版刊物、创办《苏州白话报》,拥有一定办刊经验的知识分子,到上海从事传媒工作或成为专业作家也就自然地适应了这种转变,并因在主编多种刊物的过程中汇聚了一大批鸳蝴派作家而确立了“通俗盟主”[5](P95)的地位。在这里显示出了传媒对文人群里个人地位的确立与分化。张恨水出身于没落的诗书之家,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读书人“经世致用”的正统观念在骨子里存在,因此“在感情上,他喜爱小说;在理性上,他又接受了鄙薄小说的封建正统观念,一直到他成为小说家,以写小说为职业后,他仍未能克服这种旧意识”[6](P13)。然而最后,张恨水还是选择了由北而南发展,达到了自己事业的高峰。这与上海传媒业远胜北方一筹所产生的区域性集结作用不无关系。再者,鸳蝴派作家从事大众传媒业时往往是报人、专业作家、翻译家身兼多职,如包天笑、周瘦鹃、范烟桥、严独鹤……他们既是副刊圣手,亦是文章翘楚,或为报刊主编。故在编撰刊物时,他们相对一般读者而言实为“第一读者”。
由于激烈的竞争中刊物的销售前景往往决定着刊物的生命期,所以他们不时还要用报人的眼光审视反观自己的创作市场,适应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心理及消费观念。在报刊体式上就出现了不少尝试:《小说月报》首定征文条例;《小说时报》开长篇小说一次登完的先例;《礼拜六》的出版巧妙地配合消费群阅读时间;小说杂志有季刊则以《小说大观》为创始。[7](P364-534)而对于大多不曾跨出国门,亲沥欧风美雨的鸳蝴派作家来说,为报刊登载翻译域外作品又给予了他们新的文学视野与有悖于传统文化的再生资源,使他们在对传统的继承中同时进行着一定意义上的消解;对域外文学的借鉴中包孕不少时代性因素,使其作为异质被纳入到了文学的生成过程中,带来了很多适应社会阅读发展需求的文学创作手法、观念的转变。因而以上的传媒角色让鸳蝴派作家在对古代小说传统继承的同时,使其创作发生了一些调整适应性变化,形成了一个聚集于娱乐性传媒的编辑(记者)———创作———翻译角色的互动新局面。在这里,大众传媒又通过对人的传媒文化角色意识的形成影响到了文学的创作。除了上述对作家这一创作主体产生深刻的意义来影响小说的生成之外,大众传媒还直接对小说这一本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学创作虽本应是作家个人化的劳作,但是当大众传媒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介入到作家创作过程,把文学创作纳入到产业化生产消费流通领域中去时,它如网络一样不仅会使文学带来技术化的可供操作的色彩,还会因它本身的媒介特色而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直接影响作品文本的最终形成。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即说“媒介即信息”[8](P139),大众传媒不仅传播信息,而其本身就是信息。正所谓“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4](P268)。如小说,这一自晚清以来向中心位移的文体,它的传播媒介主要为———报纸、刊物、杂志、成书四种。作品几乎都是先刊载于报刊杂志再集结出版,因此它们的作品实际上可通过不同的媒介实现两次售卖,取得了更多的商业利益,造成了更大的传播范围。从文本上来说,长篇小说作品连载的开放性与成书后的封闭性给读者带来的阅读参与方式又是有区别的,这一点下文将结合作品作具体分析。可见,大众传媒以其本身的媒介特色及它对鸳蝴派作家的多重意义影响了该派小说的最终形成,从而在文学话语的生成机制上促使鸳蝴派作家走向了一种位立于国家意识形态和学院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五四精英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以外的大众通俗文学立场,以处于一个沟通平台之上体察普通市民的心态,以平等的视角书写过渡时期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更加赤裸的商业与娱乐动机使文学在他们手中不再继续晚清小说政教化的倾向,而恢复了娱乐本相,转入到观照一贯被忽视的,正在蜕变中的城市生活与都市人的复杂心态,为一个个读者提供了排闷解忧的“玫瑰之路”,促使了这个都市通俗文学流派在政治型、文化型以外的市民型特色的形成,并在对传统的守陈中产生了新变。
二、大众传媒影响下文学的守陈与新变鸳蝴派的创作涉及小说、诗歌、散文、电影剧本写作,但其文学实绩仍以小说为主。小说创作方面,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他们在新变中有守陈,更在守陈中呈现新变态势。鸳蝴派小说的守陈性很大一部分表现在对章回体这一传统长篇小说类型的保留。他们的长篇作品绝大多数都采取的这种形式。归其原因,章回体小说的特点与鸳蝴派作品媒介传播的操作方式相关,由此产生的滞留影响不容忽视。章回体小说的出现与其最初由说书人在勾栏、瓦肆中面向听众讲故事的这一起源有关。长期的发展使它已深入到了读者的欣赏心理活动结构中,让人感到亲切。它的特点,首先从叙述时间关系上看,绝对是一个单一的顺叙时间,没有有意识的插叙、倒叙,第一章回的故事发生的时间绝对在第二回之前,逐次叙述,小说从开头到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