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大众传媒介入人文道德的策略与方法
摘要：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歌猛进的过程中对重建社会人文道德的呼唤给作为社会主流话语载体的大众传媒提出了一个严峻而现实的命题,即与时俱进全面介入社会人文道德重建,它已成为传媒业者必须直面和承当的社会责任和时代使命。因此,回顾、梳理媒体既往的话语实践,探讨大众传媒介入人文道德重建的可能及其介入策略也便理所当然成了重要课题。
关键词：市场经济 大众传媒 人文道德
一
传媒之于社会的价值大小,关键在于它通过其受众所产生的对于社会实践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力”。人们在关于传媒经济的进一步研究中发现,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行动能力以及他们的决策力、消费力或“话语权”是有差异的。传媒在市场上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其所凝聚的那群具有某种社会行动能力的人们了解社会、判断社会乃至做出决策、付诸实践的信息来源和资讯“支点”。换言之,传媒作为一项产业的市场价值在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它的受众,并且这种对于受众的影响力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一步影响社会进程、影响社会决策、影响市场消费和影响人们的社会行为。显然,如果一个媒体能够为社会的主流人群在社会文明发展的进程中提供卓有成效的价值引导、信息支撑、知识支撑和智慧支持,那么,这个传媒对于社会的价值就非常大。
一般而言,在一个社会的“传媒生态环境”相对稳定的格局下,传媒的物质技术属性对于其影响力的发挥是一个常量;传媒的社会能动属性对于其影响力的发挥则是一个变量。所谓的传媒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比拼的是其社会能动属性的发挥状况。传媒在市场竞争中的价值大小主要取决于其社会能动性在多大程度上为推动人们正确地判断形势、优化地做出行为决策打上自己作为资讯渠道的烙印。[1]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已有20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在渐次推向纵深,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历史转型期的阵痛还远远没有消除,并且深深触及国人灵魂深处。如果检视一下社会转型期的民众心理与精神状况,便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人们的理想与信念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真空期”;既有的破灭了,新的尚未建立。许多人都说信仰金钱,可金钱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个时候精神领域的问题许多,亟待清理。这就提出了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这一社会主流话语参与人文道德重构的命题。
在西方,人们对现代化、工业化带来的负面因素的分析,对欧洲中心论模式的批判,直接指向人对经济增长的片面追求,指向物质主义,指向人的片面化,指向西方理念的片面性、单向度和“平面化”的弊病。在中国,人们对于社会转型期的民族危机、民生问题、自由、民主等启蒙价值甚为关注,近2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与社会体制的变革,启动了人们对于大变革时代精神萎缩与人文危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整合等问题的深层思考。[2]由于经济转型,即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促进了政治体制和文化模式的变革。
人们在对这番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拍手称庆之余,陡然发现,市场经济对商品的地位与价值的全面确立,又产生了新的社会矛盾与问题,如:道德滑坡,拜金思潮与享乐主义泛滥,利己主义、欺诈行为、假冒伪劣、牟取暴利等等。在传统道德领域,既定规范、是非判断与价值取向颠覆,源于传统的道德奉献在现实社会受到无情嘲弄……渴望救赎驱动了人文关怀,人民与党与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空前一致地达成了强化精神文明建设,倡导以德治国理念的共识,有识之士由此展开了重建人文道德的诸般努力。任何一个具有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新闻工作者,都会由此而产生一种深刻的忧患意识,伸张传媒的主体意识架构社会的主流话语,投身时代与民族灵魂的追寻和人文道德的重构,当属义不容辞。更明确一点地说,精神文明建设包含着一个在人文范畴内架构民族灵魂或说民族精神的问题。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大众传媒工作者的责任就是要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而努力工作,使受众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二
对于大众传媒工作者来说,有一个事实我们不能忽略:传媒在中国虽属于竞争已经形成的行业,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决定了我们新闻工作者比起西方记者单纯的新闻报道更多了一种功能———宣传功能,这也是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使然。传媒在行使宣传功能时,事实上也就是介入了社会分流话语参与到了人文道德的系统工程,对报道策略的选择,必须建立在对受众心理进行充分科学分析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媒介道德”的倡导,要求传媒工作者尽快完成从“工具客体”到“责任主体”角色的转换———牢记两个原则:社会道德高于媒介利益,自我调适先于社会监控[3],肩负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市场经济转型期社会道德重建工程,实现“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这一目标。那么,在这样一种理念引领下的实际操作又是怎样的呢?这里,我们以长沙晚报推出的“道德银行”系列报道为例,对报纸这一翼的实践做一番审视。首先,在题材选择上煞费匠心。
长沙望月湖是精神文明创建的全国典型,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长沙晚报推出的春、夏、秋、冬四访望月湖系列报道,已经把望月湖社区文明创建的典型经验推向全国,进入21世纪,这个全国老典型的精神文明实践取得了什么新成果?随着长沙社区建设的全面启动,曾经规划有致的望月湖,小区环境和物质条件逐渐落后于许多新建小区,失去优越感的望月湖,精神文明创建是否受到影响?昔日热心道德奉献的居民们,在自我意识空前觉醒、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的新世纪,面对生活压力,能否一如继往关心他人?对望月湖成长的关注,以及对道德奉献者的人文关怀,使题材在同类报道中引人注目,较好地解决了精神文明题材常有的“阐释焦虑”———一种直观性、经验性分析策略的困境,开始了一种对于适合当下中国精神文明建设文化语境理论话语的新探索。对于局域性明显的地方性传媒,依托互联网无疑将有利于其影响力的扩大与延伸,一些具有震撼力的地域性新闻,一夜之间传遍中国已成为一种现实可能。2003年元月8日,长沙晚报头条新闻《“道德银行”:全国首创》发表,即经“星晨在线”网站挂上互联网,文章见报当日,作者即接到中央及北京地方媒体记者打来的电话,此后,传媒对该题材的热情逐日增温。甚至日本《朝日新闻》、法国《世界报》等国外媒体也来到新闻发生地长沙现场采访,在境外媒体著文重点报道,对望月湖道德银行的创建及其社会实践倾力关注。国内方面,以长沙创建“道德银行”为引子,各中央和地方传媒纷纷介入由“道德银行”引出的人文重构的话语实践。其次,构建道德的外缘性文化氛围。历史已经证明,社会道德的良性建构脱离不了一个民族固有的文化理想和信念。
在现实中国社会,大众传媒特有的社会功能,决定了它必需坚定不移履行自己的职责,它的重要功能和作用之一,就是扬善抑恶,清除封建道德遗毒,消除资产阶级以利己为核心的道德的影响,大力颂扬适应社会进步的社会主义新道德。[4]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以道德理想为核心的人文价值处于严重的危机和重大转型期,道德建设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转型期的特殊性使得社会价值手段的衔接与交替出现混乱。从发展的观点来看,产生于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时期的道德价值体系,是否仍然十分妥贴契合于21世纪的中国?昔日崇尚奉献、执著于价值关怀的道德圣人,他们是否也应成为人文关怀的受益者?显然,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于传统价值与道德观念需要重新定位,价值手段急待转轨,大众传媒必须首先拨开迷雾,发现并适应新的变化,完成对于社会人文重构科学、理性的全面介入。长沙晚报倾向社会推介望月湖“道德银行”的实践,正是基于对“一个不会对道德行为形成正反馈的社会,注定无法培育出良好的道德水准”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于“道德建设良性互动机制”构想,通过对望月湖社区倡导为“雷锋”让座,从而建立为奉献者奉献的社会机制,提出了“在社会生活中,如果道德只要求人们奉献却不强调如何回报,这种德行奉献就必然导致道德评价与道德赏罚的不公,导致义务与权利、奉献与报偿、德行与幸福的二律背反。久而久之,在社会道德生活中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德行成了有德之人的重负,缺德倒成了无德之人的勇行证……一个公正合理的道德环境、社会环境,应当努力消除义务与权利、贡献与获得、德行与幸福的二律背反,而使他们形成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关系”的主张,以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完成时代赋予大众传媒的历史使命。
注释:
[1]喻国明:《影响力经济》,《新闻与传播》2003.2。
[2]郭新勇:《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反思》,《现代传播》1996.5。
[3]胡智锋,罗振宁:《从“工具客体”到“责任客体”》,《现代传播》1996,5。
[4]周鸿书著:《新闻伦理学论纲》,新华出版社,199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