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 论
改革开放促进了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推动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城乡社会面貌更是发生巨大变化。地处偏远山地的少数民族农村也逐渐被纳入到现代化与城市化发展的体系之中，朝着现代社会转型。近些年来，西部大开发、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推动着民族地区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村落文化建设、村落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向前发展。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信息化渠道的拓宽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推进，使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农村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农民文化生活日益丰富。相伴随的是农民传统的生计方式以及村落传统文化发生着嬗变。农村的消费文化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更是形成了许多不同于传统消费文化的新特征。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影响下，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传媒手段的运用，为大众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的快速传播提供了可能。同时加之城市化、市场化以及城乡人口流动等作用机制的推进，使得大众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逐渐深入到民族地区的传统村落，富有现代气息的消费文化不断冲击着民族地区传统消费文化，并逐渐渗透到民族村落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使民族地区人们集体记忆中的传统消费文化观念发生着变迁，人们的消费生活方式、消费观念、消费行为、消费结构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消费文化就如一面透镜，我们能从消费中来追踪和观察农村社会与文化的变迁。因此，研究民族地区农村消费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学术界把消费作为研究对象，从不同学科背景、研究视野出发，产生了较多研究成果，但对民族地区农村消费文化的研究仍显不足。不仅仅体现在对民族地区农村社会消费文化调查的不足，而且还在于多元化研究视角的缺乏。民族地区农村消费文化的研究更多的是侧重于经济学角度，把消费视为一种经济活动来探讨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消费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消费“从来就是文化的消费”。①消费不但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时还受社会、文化、生态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因此，消费就如一个综合体，联系着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和文化生态。通过对民族地区农村消费文化的动态研究，不仅有助于透视传统文化语境下的消费，而且也有利于清晰地认知传统消费观念面临现代消费文化冲击时，民族村落群体如何进行文化的接纳与调适。因此，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视角研究消费文化，以消费文化的变迁为出发点来研究民族地区农村社会治理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
...................................................
通过选取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农村为调查点，以民族传统农村的消费文化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纵向的历时性与横向的结构性分析，以此探讨民族地区农村消费文化变迁的表现形式，归纳出农村传统与现代消费文化的典型特征并对其进行动因分析，从而形成对农村消费文化的清晰认知，更好的从消费文化这一侧面来反观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变迁发展的运行轨迹。当前，民族地区正积极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注重农村的生态文化建设，逐渐将民族地区传统文化村落纳入到农村文化旅游的发展规划之中，必然要对农村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挖掘和现代性重构。民族地区农村消费文化中的日常生活消费以及仪式消费都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对其系统的研究不仅可以为农村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宝贵资源，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与提高农民收益，而且也有利于丰富农村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现阶段，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财富资源的增加，农民消费空间的扩大以及受消费主义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负面的消费文化制约着农村的社会和谐。基于此，消费文化的研究对当今农村文化建设，农村社会和谐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促进民族地区农村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农村不仅是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场所，而且也是学术界进行研究最为重要的田野地。人类学家们把中国农村作为关注的热点，在农村广阔的田野上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并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农村进行解读，形成了从人类学学科背景下对中国农村进行研究的范式，如社区研究、宗族研究、市场研究、宗教研究等研究范式。这些研究范式对当前民族地区农村消费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与此同时，民族地区农村消费文化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会进一步丰富农村研究范式，为其深入的发展提供实证材料，促进已有理论的更新发展。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农村有其自身的民族性特征，与其生产生活紧密相连的消费将民族性以外在的形式展现出来，消费不仅反映着民族的身份认同，而且从消费这一侧面还可以了解到各个村落、各个民族之间的社会互动，以及基于互动形成的族群认同。因此，消费文化为研究民族关系以及民族认同理论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
第二章 三家台蒙古族村消费文化变迁的表征
关于饮食，村民认为“在吃上，已经没有了像蒙古族那样的饮食习惯，我们迁到三家台这块地方几百年了，已经土化了，在吃上和土家族差不多。(BSB,男,40岁)。”蒙古族本为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饮食生活中离不开称之为“白食”的奶制品和“红食”的肉制品，如今在三家台蒙古族中这种饮食结构不复存在，相反山地民族土家族的饮食结构在三家台蒙古族村中表现的更为突出。如饮食口味以酸辣为主、喜欢吃熏肉，以及淀粉含量较高的杂粮作物苞谷、洋芋等。从蒙古族的迁居历程以及居住环境，可知这种趋同饮食消费习惯的形成一是深受汉族以及世居于武陵山区的土家族、苗族的饮食习惯影响，涵化为与土家族、苗族相似的饮食生活方式；二是蒙古族与周边民族长期的互动与交流，主动接受与适应了土家族的饮食文化。饮食文化从趋异到趋同变迁的同时，也经历了食物匮乏到富余的变迁过程。正如村民所说，“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村里很多家庭没有米吃，就只能吃苞谷、洋芋和红薯（BRS，男，83 岁）。”“以前不产大米，家里地少产量低，吃洋芋靠分，大娃吃大的，小娃吃小的，很艰难（BSJ，男，44岁）。”这种物质匮乏的困难局面在新时期逐渐摆脱，饮食消费出现的新特征就是实物从匮乏转为丰富。从三家台蒙古族村现有产业结构来看，种植业和养殖业占一定比重，而且随着科学技术与现代化生产工具在生产中的运用，推进三家台蒙古族村养殖业与种植业快速发展。养殖业和种植业满足了村民对肉食和蔬菜的自给自足，在吃上可以说实现了富裕，从而呈现出“在吃上我们这多的是，而且天天像过年”的说法。三家台蒙古族作为后期迁入定居的移民族群，在很长时间内，由于蒙古族的民族身份没有得到认定，在长期的居住生活中，逐渐迎合了土家族的居住风貌。住房形式不再是与蒙古族草原游牧经济相适应的穹顶式蒙古包，而是多为与山地生态农耕经济相适应的木结构板壁房和吊脚楼。随着三家台蒙古族民族身份的确立和族群认同的强化，三家台蒙古族村的住房消费文化呈现出土家文化与蒙古文化的兼容并蓄。在住房消费结构上，依据三家台蒙古族村保护与发展规划对三家台蒙古族村的住房统计，并通过自身的田野调查抽取一组的 23 户为一个样本进行综合分析，形成了对三家台蒙古族村住房消费结构的一般认识。通过对住房消费结构的一般认识，促使我们对三家台蒙古族住房消费结构成因的深层思考。一是，三家台蒙古族住房修建的第一次高峰期处于国家抑制性消费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三家台蒙古族村并没有出现住房消费的停滞，相反出现住房消费的高峰；二是处于这一阶段修建的住房空间较大。结合调查研究，笔者认为这一阶段住房消费观念的产生可能受这几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深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这与三家台蒙古族村所处的地理位置相符合，偏僻的地理位置使其远离国家权力中心，在建筑资源、人力资源富足和代际分离的情况下，修建房屋成为可能。如访谈中，村民认为“那个时候修房子，主要是工多。以前修木房子的师傅和劳动力也都是村里的人。（BJL，男，56 岁）。”住房材料来源来自于山上，如“以前修房子时木材都是山上砍的（BJX，男，53 岁）。”另一方面是家族观念的制约。蒙古族迁居此地，作为脱离主体民族的少数移民族群，有一种强烈的民族凝聚力，注重家族观，倡导宗族和睦，族群团结。《部氏族谱》中记载的“睦宗族、赈贫穷、笃恩谊”等。
...........................
短缺经济时代，生产力水平较低，对于处于偏远山地的三家台蒙古族村更是如此。学者结合统计数据对三家台蒙古族村 1979—1984 年经济发展做过分析。认为三家台蒙古族村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经济发展呈缓慢发展趋势。三家台蒙古族村“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很理想，这说明三家台村整体上还处于相对贫困和落后的境况之中”。①这种困境的出现一是受强制性劳动任务的摊派的影响。如“在那个时候，三家台村没有路，交通不便，没有机器能够进来，只能靠村里的义务工修路，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就非常少了（YBS,男，48 岁）”。又如“那个时候修路每家每户都有任务，附近村的村民别人都修完了忙着种包谷，我们还在修路（TDG，女，55 岁）”。强制性劳动任务的摊派挤占村民大部分农业生产时间，给本是困难的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二是“靠天吃饭”的传统耕作模式制约。在山地贫瘠狭窄的土地上从事传统的农业耕种，往往是投入与产出成反比，生产效率较低，产出较少，生产的物质仅能维持基本的生存发展，面临家庭人口较多时，基本的生存也存在问题。因此，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村民自然地就形成了节衣缩食，省吃俭用的消费意识。作为精神层面的消费意识一旦形成会逐渐具备自身的稳定性，在长久的发展过程中不易动摇。随着农村家庭收入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