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结构性”贫困是我国城市贫困群体产生的初始原因,当城市贫困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并呈现长期化与固定化的趋势时,单纯地从结构性解释城市贫困的成因,治理贫困是不恰当的,应充分考虑城市贫困中“文化性”贫困因素的作用。“文化性”贫困对我国城市贫困群体本身带来诸多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城市贫困群体;“文化性”贫困;精神特征;社会交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出现了以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为主体的城市贫困群体。针对这一现象,理论界从贫困成因的结构视角,找到了贫困的初始原因———“结构性”贫困。各级政府基于“结构性”贫困的分析,从促进再就业和建立与健全社会保障两个方面加大了城市扶贫的力度。但实践表明,当城市贫困出现长期化与固定化的趋势时,单纯地从结构性解释城市贫困的成因,治理贫困是不全面的。所以本文从另一个视角出发,分析我国城市“文化性”贫困凸显的方面与呈现出来的特征,并指出它对社会与贫困者自身的负面影响,期望对制定城市反贫困政策有所裨益。
一、 我国城市贫困文化解释的必要性
我国的城市贫困问题凸显于经济体制转型的九十年代,城市贫困群体主要包括失业人员与下岗职工、效益欠佳企业的职工及退休者、低收入或无劳动收入的残疾人和长期患病者、孤儿、未获得社会保险又无其他收入的鳏寡老人等。目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数量,据中国社科院朱庆芳研究员估计在3100万左右。作为中心城市短期内出现大量的贫困人口,已经影响到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也同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格格不入。这一现象引起了学术界和政府的高度关注:为什么经济增长不仅没有消除贫困还带来了贫困?中国的城市贫困起因何在?又如何解决?
为了对这一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我国学术界引入了西方社会学理论。而西方关于贫困成因的理论在社会学上有两种取向,即结构取向和文化取向。“结构性”贫困从结构的角度探讨贫困的成因,较注重经济财富的研究,明显偏向于那些由制度或政策派生的致贫因素:市场机会、制度转型、制度影响、种族主义、结构变迁等等。“文化性”贫困则是从文化的角度探讨贫困的成因,文化解释者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简单的缺少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还包括人的主观心理感受、生存方式,包括“剥夺”造成的低下的教育程度,以及社会隔离、社会排斥导致的低下的社会地位等。
具体到转型期我国城市贫困问题,学术界又主要从贫困的结构成因出发,一般都认可以下的四个因素导致了目前的这一现象:第一,改革和经济体制转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竞争的日益激烈,在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过程中,一大批破产、停产、半停产企业的职工和下岗人员收入降低,生活陷入困境。第二,收入分配不公。不同行业收入不平等,且十分严重,新兴的产业将文化资源少的人排斥在外。而我国国有企业的大多数下岗职工,年龄处于中年,历史的原因使之文化资本积累较少。新兴的产业不可能吸收他们,他们也没有能力承担那一类工作。第三,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部分低收入城市居民因物价上涨的幅度明显快于实际收入的增长水平,致使居民实际收入处于不稳定的下降状态,其中一部分人进入了贫困人口的行列,也使原有的贫困者更加贫困。第四,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滞后和不健全,是贫困人口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跟学术界的理论解释相巧合的是,政府部门制定反城市贫困政策的时候,也基本从结构性原因入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1995年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起来并全面推广,成为了城市居民生活的最后一道安全网。各级政府自1995年4月国务院批转劳动部关于在全国实施再就业工程的报告以后,从中央到地方都针对下岗、失业问题出台了一些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和扩大社会就业。但是,近年来城市贫困问题并没有因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而有所减轻,相反城市贫困人口数量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城市贫困出现长期化与固定化的趋势。单纯的结构解释从理论到实践都无力彻底拯救城市贫困。这个时候,文化取向的解释尤为必要,必须从“文化性”贫困的角度研究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针对这个问题,笔者做了初步的探索。
二、 城市贫困群体“文化性”贫困的表现特征
“文化性”贫困的概念最早源自人类学家刘易斯的观点,他在《贫困文化:墨西哥五个家庭实录》这本书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文化性”贫困的概念,但他第一次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他指出贫困文化是一个特定概念模型的标签,是一个拥有自己的结构与理性的亚文化。它表达着“在既定的历史和社会的脉络中,穷人所共享的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一种生活方式。”也表达着“在阶层化、高度个人化的社会里,穷人对其边缘地位的适应或反应。”显然,刘易斯在这里是从文化的视角关注贫困,强调“文化性”原因对贫困的影响。刘易斯的“贫困文化”研究主要是基于美国城市“贫民窟”的实证分析之上,至于转型期的中国城市贫困群体是否形成自己的亚文化,目前理论界没有明确定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刘易斯的研究却引起人们对贫困问题的重新思考,至少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与分析方法,这无疑是很有意义的。描述我国城市贫困群体的“文化性”原因,围绕刘易斯的观点,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我国城市贫困群体的精神特征,它可以反映“穷人对其边缘地位的适应或反应”程度如何;二是城市贫困群体的社会交往状况,它可以看出“穷人所共享的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否存在;三是城市贫困群体的子女的受教育状况,它可以很大程度上断定城市贫困是否会发生“代际传递”。
从精神角度观察,城市贫困群体的精神状况负面特征明显,一方面,离城市主流文化有着较大的距离,主观上表现出对城市先进文化的冷漠与排斥;另一方面,他们又与落后或腐朽的文化观念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主观上表现为对其危害性的无意识,甚至纵容美化。针对城市贫困群体的精神状况,笔者以广西省玉林市的贫困群体为对象,对玉林市玉州区3305户(6349人)低保户进行了一次简单的随机问卷调查,总结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信息混杂,知识匮乏。城市贫困群体在信息获取量及便捷程度上一般高于周边农村地区,但由于贫困人群自身对信息接收、辨识、整合过程的自觉意识不够和能力不足,信息转化往往存在障碍,从而导致知识匮乏,难以真正融入城市文化主流。二是心理失衡,情感躁动。体制改革使城市贫困群体荣光不再,失落感油然而生,面对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他们往往放弃主动努力,“等、靠、要、闹”等思想滋生。三是轻视法律,道德滑坡。由于对法律的轻视,城市贫困群体犯罪往往高于其他人群,与此同时,这部分人群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实践亦呈滑坡之势,不同程度地低于其先前道德水准。四是价值迷乱,理想出现偏颇。这种迷乱不仅表现为共时态价值观念选择上的游移不定,如在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价值观之间闪转腾挪,不知所归;而且还表现为价值观念信守上的动摇不定,如对一些进步的价值观,利于我则信,不利于我则弃;内心缺少稳定的、进步的价值观作支撑,相当数量的人群以单纯的“物欲满足”作为自身的价值追求。
从城市贫困群体的社会交往状况上看,贫困群体由于物质经济上的贫乏、市场竞争力的弱势和精神状况表现出来的亚文化特征,他们从正常的社会交往活动中被排斥出去,面临严重社会交往资源不足的困境。中国社科院唐钧研究员的5个城市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了这一困境。如表1所显示:
在日常生活中,给贫困家庭帮助最多的肯定是他们的家人和亲戚。然而,许多城市贫困家庭往往疏于与他们的亲友来往。过年过节走亲访友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风俗习惯,这其实也是家族和朋友间相互沟通从而获得社会支持的最后底线。但调查数据表明,有许多城市贫困家庭已不再固守这一古老传统。过年过节不走亲访友的贫困家庭天津最多,占65%;武汉和兰州再次之,都是47%;最少的上海也有39%。除家人和亲戚外,邻居与同事应该是城市居民接触最多的角色群体。但从主观意愿看,5个城市贫困家庭都有相当一部分“不爱与邻居或同事交往”;这其中武汉最高占46%,最低的上海也有34%。在实际行动上,“与邻居和同事基本不来往”的比例也不少;其中兰州最多占31%,天津、武汉和重庆差不多,分别是23%、21%和21%,上海也有18%。很显然,从“邻居不来串门聊天”的数据小于“不爱和邻居或同事交往”的数据,可以看出来邻居交往中态度比较主动,这使两者间实际交往行动有所回升。
在城市贫困群体的子女受教育状况方面,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孙莹副教授,在《青年研究》2005年第3期上发表的论文“我国城市贫困家庭第二代就业问题研究”,城市贫困群体的子女教育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在教育程度上,城市贫困家庭子女接受大专以上教育的比例低于普通家庭。二是在教育品质上,在中小学阶段,贫困家庭子女就读学校的质量低于普通家庭。三是在教育期望上,贫困家庭子女对未来的教育成就的期望低于普通家庭。
三、“文化性”贫困带来的负面影响
“文化性”贫困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使“结构性”原因带来的贫困规模进一步扩大,并使城市贫困出现长期化和固定化的趋势。“文化性”贫困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城市贫困群体的精神特征,不利于“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精神贫困是精神文明落后的表现。首先,不利于精神文明建设,“轻视法律、道德滑坡”带来的结果是城市社会治安的恶化和公共卫生不良而“心理失衡,情感躁动”的精神特征更是加大了群体之间的摩擦,使违法犯罪、损害公共道德的事更容易发生,弱化了城市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其结果使区域社会不和谐。其次,精神贫困是文化上愚昧落后的代名词,不利于政治文明的创建。健康的政治运作需要的是有知识、有文化、善于思考的人,而我国城市贫困群体具有的“信息混杂,知识匮乏”的精神特征,离民主政治所必备的素质还有很远的距离。同样“,价值迷乱,理想矮化”的精神特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