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导论
1.1.1 研究背景
现阶段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正逐步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现代化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 年我国人均 GDP 达到了 3603 美元，标准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已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即人均 GDP 处于 1000-3000 美元之间的时期，根据国际上较为普遍的看法，这一阶段社会将进入不协调因素的活跃期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矛盾最易激化的社会发展风险高发期。“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①这意味着“一个社会如果变迁规模很大，且这些变迁所带来的社会变化不能被及时消化（即所谓‘制度化过程缓慢’），就很容易引发社会运动和革命”。②亨廷顿在其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了这个著名的命题。因为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控制的降低、社会分化的加剧等一系列因素都暴露了社会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各类问题和矛盾诱发的群体性事件频发。我国自 1993 年到 2012 年间，群体性事件发生率逐年升高，规模日渐扩大。1993 年我国共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 0.87 万起，1994 年增加至1 万多起，1999 年 3.3 万起，2003 年 5.8 万起，2004 年就已高达 7.5 万起，2005年上升至 8.7 万起，2006 年到 2008 年，每年都超过 9 万起， 2009 年比 1993年增加了 10 倍，2010 年和 2011 年增加到 18 万起。参与人数也呈逐年升高之势，1994 年的参与人次是 73 万， 2004 年升至 376 万，提高了 4 倍多。③2008年至今，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2008 年的西藏拉萨的“3·14”打砸抢烧事件、贵州瓮安“6·28”打砸抢烧事件、云南孟连“7·19”警民暴力冲突事件、广东三江镇“10·8”警民冲突事件、河北“10·19”廊坊铁路征地事件、深圳宝安“11·7”严重袭警冲击政府事件、甘肃陇南“11·17”大规模袭警事件、湖北武汉“11·18”下岗职工上访事件等，以及 2009 年的“湖北石首事件”、新疆“7·5”打砸抢烧事件、通钢重组事件等；2010 年的四川内江特警“抢尸”事件、庄河千名村民“下跪”事件、云南昭通群体事件、江西上饶“拆迁”事件等；2011 年的广东乌坎事件、大连 PX 项目“群体聚集”事件等，以及 2012年 7 月的四川什邡群体事件、江苏启东群体事件。这些群体性事件规模之大、频度之高、影响之广，都是空前的。
目前，网络在中国的普及率正在迅速上升，中国的网民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的态势。2012 年 7 月 19 日，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北京发布了《第 30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如图 1.1 所示，截止 2012 年6 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5.38 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 39.9%，2012 年上半年网民增量为 2450 万，普及率提升 1.6%；我国手机网民规模大 3.88 亿，较 2011年底增加了约 3270 万人。互联网普及率在不断上升，这都说明中国互联网的规模及其社会影响力正在迅速扩大。①
1.2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主要有三个部分：
1．文献研究法
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文献搜索范围包括历年的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的学术期刊，阅读关于群体性事件、舆情和网络舆情研究及相关研究领域的专著和教材，为本研究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还借用了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的调查资料和人民网-舆情频道的相关调查数据，并对其进行分析。
2．个案研究法
对近几年发生的标本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案例进行解析，是本研究的重要研究方法。
3．比较分析法
在研究中运用比较分析法，对几个主要国家的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治理模式进行比较，以期得到启示和借鉴。
第 2 章 文献综述
2.1.1 国外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研究综述
2.1.1.1 关于群体性事件概念的研究综述
国外学术界对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从“集群行为”、“集体行为”、“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的角度进行。西方对群体性事件的理论研究开始得很早，美国社会学家帕克（R.E.Park）在其 1921 年出版的《社会学导论》一书中最早提出了集群行为这一概念，他认为集群行为是“在集体共同的影响和推动下表现出来的以情绪冲动为表现的个体行为”。斯坦莱·米尔格拉姆认为，集群行为“是自发产生的，相对来说是无组织的，无法预测的，它源于参与者的相互感染”。社会学家尹恩·罗伯逊指出，“集体行为是指群体成员相对自发的和无自我意识的思想、感情和行为的方式”。戴维·波普诺对集群行为的研究表明，集体行为“是指在相对自发的、不稳定的和无组织的情况下，因为某种普遍的影响和刺激而表现出的行为”。美国芝加哥大学赵鼎新教授则将集体行为定义为，“是高度组织化的、有众多个体参与的、针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政治行为”。
国外社会学学者对于集体行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首先是集体行动发生的原因；其次是集体行动的内在规律。早期的研究侧重于研究集体行动的原因、内在规律，而后期的研究则着重探寻集体行动的机制。其发展历程如下：
1.勒庞的心智归一法则
自 20 世纪在美国兴起的集体行动理论是在法国思想家勒庞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勒庞于 1895 年发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提出“心智归一法则”。他指出，“作为个体的人是独立的，通常都是理性的、有文化、有教养的和负责任的。但一旦聚集成群体，随着参与者数量和规模的逐渐扩大，个体之间将相互启发、感染和影响，群体中的成员的观念和行为方式表现出趋同性，行为的非理性和暴力倾向明显，自主意识越来越少。”
2.布鲁默的循环反应理论
基于勒庞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美国的布鲁默进一步研究了循环反应理论。布鲁默认为，“社会变化改变了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这种变化导致了不安、不满和孤独，给集体行为发生埋下了隐患。集体行为的发展过程是集体成员之间相互感染过程。他认为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表现为社会感染、集体磨合和集体兴奋。群体中的成员在集体磨合阶段会表现出不安和盲从的倾向；在集体兴奋阶段，随着不安感觉的上升，成员之间相互影响并产生某种共同的不满情绪；在社会感染阶段，随着群体成员间的感染力和愤怒感不断增加，循环反应最终导致为集体行为的爆发。
社会舆情的变化反映了社会公众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态度和意见。舆情研究是在全面建设和谐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作为一个理论研究领域，舆情研究只有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才能不断发展。
“舆情”是中国化的概念，西方与之相似的是“公众意见”、“民意”等概念。“公众意见”（Opinion purlieu）的概念最先由法国卢梭提出。英语单词中公众意见（Public opinion）一词最早见于 1781 年《牛津英语大辞典》。“其中文译法各有侧重，除“舆论”外包括公众意见、公共意见或公意、民众意见、公众意见等；台湾学者们将其理解为“民意”。除了 Public opinion 之外，Public sentiment 是民情的另一表达方法。英语词汇中的公众意见均都包含了民情、民意的基本内涵。
外国对民意的研究最早见于李普曼的《民意》（Public opinion）与洛威尔的《民意与民治》（Public opinion and Popular Opinion）。学者们对民意的研究因依据理论的不同而各有特点，社会学者认为民意因关注共同问题的公众的相互讨论和交流信息而产生；心理学者则较多地关注民意表达的心理因素；历史和政治学者侧重于探讨民意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影响。
近年来，虽然我国学者对于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基础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很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阐释过舆情的概念。我国学者对舆情概念的研究有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张克生从民情、民力、民智、民意等角度概括了广义上的舆情概念，他认为“舆情是指社会管理者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必然面对的，涉及民众利益的民众生产、生活、以及民众基于社会心理表现出的对社会现状和国家政策的态度和看法。简单的说，广义的舆情就是指民众在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下，产生的主观意愿，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社情民意。”王来华认为：狭义上的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敏感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公众作为舆情主体对社会管理者所持有的看法和态度。”他从知、情、意几个因素分析了舆情的各个层面；在分析群体性突发事件时认为事件发生、应急和预警等不同阶段，舆情往往具有自身特点并处于发展变化中。
3.1 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和发展态势 ........................26
3.1.1 群体性事件及其特征 ..............................26
3.1.2 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态势 ................................28
第 4 章 网络舆情功能及与群体性事件关系分析.............41
4.1 舆情思想的发展 ...........................41
4.2 网络舆情及其功能 ..........................41
4.2.1 网络舆情是社会舆情的直接反映 ....................41
4.2.2 网络舆情的基本功能 .......................42
第 5 章 群体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