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城市空间社会学的起源、历史发展及其研究状况,在起源阶段,介绍了芝加哥生态学派、结构功能学派等的空间理论,指出空间社会学主要随着城市规划理论的需要而发生、转折和发展。在发展阶段,主要介绍了一些重要的空间社会学理论,包括齐美尔、威廉•H•怀特、凯文•林奇、林•H•乐芙兰和祖肯、舒尔茨•罗伯以及曼纽•卡斯蒂尔。
关键词:空间行为 场所 公共空间 空间社会学
一、 起点———空间的非社会性
对城市空间的研究肇始于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经济学。20世纪初,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生态学派创始人伯吉斯(Burgess,1886-1966)注意到城市空间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功能性分区,于是他提出了同心圆理论,推论城市空间是呈放射单状扩展。
美国土地经济学家霍伊德(H.Hoyt)1934年通过对美国64个中小城市房租资料及几个大城市的资料进行分析,认为城市空间地域的扩散呈扇形分布。城市发展往往沿水源和交通线路分布,总是从中心向外沿着主要交通干线或沿阻力最小的路线延伸。美国地理学家哈里斯(C.D.Harris)和厄尔曼(E.L.U11man)1954年也提出,城市市区内有若干个分立的核心,城市的土地利用就是环绕这些分立的核心成长的。比如有CBD这一商务中心,还有其他承担专门化功能的支配中心。
这些是最早分析城市生态空间特征的理论模型,依据的都是经济学的变量,如土地、房租、统计数据等。随着城市社会的发展和各种问题的增多,从芝加哥学派开始,它就逐渐转向为通过对空间结构变迁的研究,来研究城市社会变迁等主题。
20世纪60年代,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学派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进行了分析。后者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状态下的区位均衡过程就是空间发展的内在机制的分析,结构学派认为这不能充分解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发展的现实。因为经济的发展规律是与社会的结构体系相联系的,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观点来分析城市空间发展的规律,认为:首先,剩余价值规律影响着城市的发展。资本的投资是以获利为原则,它引导着城市空间发展的区位选择。其次,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对空间的形态和分布差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公共设施,特别是文化、体育、教育、卫生等设施的分布,明显有利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体系的延续。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区与差异就是劳动力在生产领域中地位差异的表现。同样,生产的组织方式及其空间关系导致劳动分工的地域差异,这是地域的生产条件和资本再生产要求相互作用的结构果。[1]
二、 转折———空间的人本性
空间社会学之所以得到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市发展对正确和合理的城市规划的紧迫需要而产生的一个副产品。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早期城市化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诸如居住拥挤、环境恶化、社会治安恶化等社会问题,早期的城市规划理论也不得不进行重大的理论定位思考。1954年,《杜恩宣言》指出要按照城市、乡镇、村庄的不同特性去研究人类居住问题。1984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提出,要研究“活的街市生活”,研究“街市生活如何得益于街市环境的空间特色,反之,街市生活又如何赋予这些空间特色以特殊的意义”。[2]这就是将街市空间环境作为社会结构的历史和人文的凝结,研究怎样使建筑获得和谐的人文特色,以整体性的风貌,使空间的历史文脉和居住者的空间情感都得以延续。而这种规划定位就导致空间社会学转向从居住者的角度研究空间的意义。
随着社会民主化和市民化进程的演进,城市空间的社会化越来越表现为公共空间的成长。由于城市规划实际上是对公共空间的人为安排,因此它对于空间社会学研究可谓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即它必须依赖于空间社会学所揭示的空间的居所、场所意义,人的空间行为倾向,对空间的使用和偏好等等现象,才能对城市予以人性化的设计,达到计划、经济、生态、社会和环境一体化发展的要求。正如William G•Flanagan所说:“当我们从人的经验和行为这方面来考虑城市时,我们最有可能想到的是赋予城市生活以特色的公共空间。……这是一些内在地具有社会性张力的空间。在这些空间里,环境成功的安排依赖于对知识的雇用。即怎样引导你自己和怎样在公众中策略地移动。”
三、发展———空间与个人行为
1.齐美尔———相互作用的填充
在近代城市空间社会学的研究中,致力于人的场所行为(place behavior)等空间社会文化意义的研究构成了一种令人注目的研究态势。例如德国形式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Simmel)早在1903年就提出他关于空间社会学的观点。他认为空间只是两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在一个要素和另一个要素“之间”发生的运动或变化要借助于进入空间位置来发生,因此相互作用就是空间的填充。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用“场所”这个概念代替了传统的“空间”概念,这种转变“标志着空间研究从物质形态向社会主体人的转变。场所取代了传统空间概念,其含义包含空间、时间、交往活动、行为意义等综合内容。”[3]对场所理论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如亚历山大的《城市不是一棵树》,雅各布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拉普普特的《居住的文化与形式》,林奇的《城市意象》,舒尔茨的《西方建筑的意义》,黑川纪章的“新陈代谢”理论,柯林•罗等的“拼贴城市”(collage city)等。
2.威廉•H•怀特———确立个体行为的规则
威廉•H•怀特(Whye.William.H)是偶发性的公共行为的观察者。怀特思考了空间的类型,在大都市里,拥挤的人行道是泛泛而谈的好地方,但是怀特发现,亚环境的机制对于一个特定环境被用来打发片刻休闲时光,是受人欢迎还是令人讨厌这方面,非常重要。仅仅在城市中留出空间并不能保证人们会用它,怀特观察到很多特意留出的空间空着,而其他地方却塞得满满的。这表明有一些因素决定了哪些空间将会被大量地正确使用。例如食物会吸引人们,流水声和头顶上沙沙的叶片会让人们平静。低的突出或凹进去的座位会让人们逗留。夏天的阴凉和冬天的阳光会令他们感到安慰。长长的一堵无表情的墙,封闭和上坡的人行道,附近繁忙的交通都会阻止人们活动,减少街角聚会、减少逗留等所有一切,总之就是排除都市人闲谈的自然倾向。
怀特的工作提醒人们,即使是城市环境结构中最偶然的方面,对人类行为模式和实际经验来说都有实际的意义。城市环境形塑了社会生活。
3.凯文•林奇———空间建构个人经验
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学院教授凯文•林奇认为,“环境意象由三部分组成:个性、结构和意蕴。”[4]
他强调空间与人,客观特性、结构与主观意识的关系,认为城市空间应该具备“易识别性(legibility)”和“可认知性(imaginability)”,其识别元素是道路、边界、区域、结点、标志。城市空间的建筑环境自身就造成了人们经验和行为的结构。
林奇认为,城市形态就是空间形态。城市的性能指标,即活力、感受、适宜、可及性、管理、效率、公平,都能直接反映城市空间形态。城市的生命力在于其延续性、安全与和谐,这构成了一个重要和适宜的生存空间。对于城市的感知,取决于感觉中的元素和与其相关的时间和空间相联,感知能力取决于空间的形态与品质,“空间质量是思想和环境两者所构成的”。而适宜性是指“在行为空间和行为轨迹中活动和形式的相符”等等。[5]
4.林•H•乐芙兰和祖肯———个人接管公共空间的经验
怀特感兴趣的是怎样使空间适合人的需要,林•H•乐芙兰(Lyn.H.Lofland)感兴趣的是私人和小集团所采用的一种方式:通过接管公共空间并使之成为自己的,来控制事情的进展。她观察到,即使通过对特定空间如饭店、购物中心或公园一角的常规性使用,个人和个人组成的小团体也会产生一种源于空间的优越感,变成类似于主人的常驻“居民”。这些公共空间的“居民”,借助于不但经常使用这些场所,而且对大部分场合长期使用的方式,得以熟知所有要知道的知识,并获得随着这种掌握感而伴随的一种特权,并有效地殖民了这块区域。
祖肯(Zukin Sharon)对公共空间的利用也发表过精辟的见解。他认为,少数族裔及其移民文化,使欧美城市具有了第三世界的外来形象。这些外来文化与城市其他文化争夺空间以形塑城市意蕴。然而,法人、社团的财富在我们所经验的城市文化中,开始扮演越来越可见的角色,社团、法人的出现量在提升,甚至在正式的公共空间中都有他们的广告形象。公共空间———公园、广场和其他聚会的场所,已经象征性地走向了私有化。它背负着商标图案及赞助人团体的口号标语,并且一度重命名以纪念那些所有的施主们。[6]
5.舒尔茨•罗伯———空间化实践
社会学对人类行为的研究表明,人类行为的空间聚集是按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同类相吸的原则。即相同的阶层地位、种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社会特征使人们容易形成空间聚集,反之则导致空间分隔。罗伯认为,微观个体的空间选择行为导致宏观社会行为的空间定向趋势,即空间化实践的四种策略;边界策略,门户策略,重心策略和分化策略。边界策略指社会活动所涉及或许可的空间范围;门户策略指社会活动被设定的“门槛”。以“门槛”为界,社会活动而被允许、包容或被拒绝、排斥;重心策略是指社会活动和过程受重视的程度。受到重视,得到较多的资源支持,就能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在空间分配中就会获得较多的生存空间;分化策略是指空间性质和功能分区,这是人类社会活动分化、深化的表现。
6.曼纽•卡斯特尔———空间的时间性
曼纽•卡斯蒂尔(Manuel.Castells)从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