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和不确定的城市条件和逐渐成熟的公共领域提出了策略设计的要求
【摘要】本文试图从空间的角度对策略设计提供新的理解。“表皮”是策略设计的一种操作性媒介；而空间则是策略设计和复杂城市条件以及发展中的公共领域之间的媒介。在当代多样的城市和建筑空间中，存在一种拟表现象。“拟表”现象带有即时、平滑和事件的特点，它以主体为中心，以行动来驱动。通过合适的策略设计，这种现象可以对城市环境和公共生活发挥积极作用。本文重点讨论了拟表现象和策略设计的关系，并对拟表空间的特点进行了归纳。
【关键词】拟表；空间性；公共性；公共空间；策略设计
作为策略的表皮有多少建筑师就有多少种对表皮的理解，之中并无标准答案。对于设计者而言，首要的是表皮的应用潜力，它适合在哪些场合运用、可以解决哪些问题、可以带来哪些利益；而设计的具体形式则和艺术创造密切相关、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群体的。从关注点的不同来看，对表皮的研究大致有两种倾向：一种基于材料和建造来探索表皮的表现潜力，这种倾向将技术（其中也包括数字化媒体和工业化生产）作为一个社会、文化和个人共有的普遍条件，并积极地重新定位和重新建立建筑领域内人文和技术二者之间的关系（图2）。另一种倾向则关注于当代社会和心理条件（特别是城市的和大众的），它将表皮作为一种策略来组织人、建筑和更大范畴的城市文脉之间的关系［1］，并将探讨的范围扩展到几何、地形、拓扑、景观等等。这两种倾向是兼容的，它们常常混合出现。本文思考的出发点是后一种，即将表皮看作是一种方法而不是形式。
建筑学的发展是一个持续地对新的社会和职业处境作出反应的过程。而“策略”的设计思路正是对近三十年来建筑相关领域发生的多样变化的一种反应。这些变化不仅仅是含混地在风格上从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转向近期光滑、透明和动态的形式取向，实际的变化要更为深入和明确。例如建筑师面对的任务不再是单体功能的安排和形式的创造（例如后现代主义对公众趣味的迎合），而是更为积极地组织建筑的经济、社会因素，支持公共空间和其中可能发生的多样性的活动和事件，对未来的变化进行有效预测并促进城市环境和社区的发展。建筑师设计的对象不再是统一的“理想”生活模式，而是彼此不同的人以及他们迥异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与此同时，来自一个不断发展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资金和舆论的影响也日益明显。在这样的处境下，设计的目标也从精确组织和强制干涉转向对可能性的支持（包括历时的变化过程）和对公共领域多样性和活力的促进，从“好的”形式设计转向更为系统和实用的策略设计——一个程序、一个计谋、甚至一个富于想像力的故事。那么当代建筑的创新更多的发生在公共建筑而不再是私人住宅，也就不足为奇了。简而言之，复杂和不确定的城市条件和逐渐成熟的公共领域提出了策略设计的要求。
为了更好的理解“作为策略的表皮”这一提法，我们可以将下面两个例子进行简单的比较。首先是伯纳德•屈米（Bernard Tschumi）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设计的拉维莱特公园（1982-1991）。在这个影响深远的项目中，按照中性网格布置的10m×10m×10m大小的红色物体系统颠覆了任何固有的解读方式，提供了一个自由和充满可能性的活动表面。另一个小规模但相当充分的例子是由UN Studio设计的一个变电站项目（1996-2002）。这块未经充分开发的基地位于奥地利旅游城镇因斯布鲁克（Innsbruck）核心区附近，其上现有一所变电站。UN Studio给这一设计的口号是“智能表皮”。在设计中，整个基地被看作一个抬升平面，而变电站则被整合为地貌的一部分，“就像是自然景观中的一个土丘”，通过地貌的变化，视线和人的运动方向得到了组织。而变电站的形体则用条状玻璃带进行美化，使它转化为对周围环境积极的建筑物。[2]尽管这两个项目的规模（分别为418064m 2和1960m2）和性质都截然不同，它们的设计思路和对建筑的理解却相当接近。这两个设计的切入点和目标都是基地的表面本身而不是建筑物。在拉维莱特公园的项目中，如何组织和控制如此大尺度的基地是主导问题。屈米提出的“点”和“线”都是帮助人进行空间定位和体验的，而“面”则容纳了娱乐、游戏、锻炼、聚集、市场等等需要大面积的活动项目。设计的对象因而包括了相互支持的两部分：点-线-面的策略设计和具体的物件设计。而在变电站项目中，设计的目标包括对基地的整合、对未来变化的准备和改变变电站对周围环境的负面影响。UNStudio提供的解决方案是一个连续的表皮。在“MOVE”（1999年）一书中列出了四种基地周围可能出现的开发情况：中度开发（混合功能/单一密度）、中度开发（单一功能/混合密度）、强度开发（混合功能/单一密度）、强度开发（单一功能/混合密度）（图4）。在无法预测未来开发的具体形式时，武断地对其加以控制是不合理的。在这个项目中，基地的表面被看作未来开发的“基础设施”，它可以支持各种不同的开发选择。同样，设计的对象也包括两个部分：作为“基础设施”的表皮和变电站的物件设计。在两个项目中同时出现物件设计的特点并非是一个巧合。它说明建筑设计对整个项目的作用从“容纳+展示”转向“辅助+激发”。如果仅仅据此就将这两个设计等同起来，只会混淆表皮的概念。当1982年屈米参加拉维莱特公园竞赛的时候，成熟的表皮设计思路还没有出现。因而我们有必要深入比较这两个设计所隐含的观点。屈米很少谈及表皮概念。在《曼哈顿纪录》（Manhattan Transcripts,[3]1976-1981）的系列研究中，他将建筑看作是三种分裂秩序的叠加--空间（物理空间的组建）、运动（身体在空间中的运动）和事件（计划、功能或者使用）。此时建筑不再意味着协调和统一，而是充满了差异和对立；建筑的含意是不确定的，并且依赖于主观的人和破碎的事件。这一思想明显受到了境遇主义（Situationalism）的影响，例如运动的概念更接近于居伊•德波（Guy Debord）提出的“漂流”（d巖ive），“一种在不同环境中快速通过的技术”，而事件的概念则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创造新境遇的契机。[4]它们给空白的空间概念注入了心理因素，建筑和主体的空间实践密切相关。
而对变电站项目的设计者UN Studio而言，拉维莱特项目所包含的这种人体验空间的惊喜、充满变化的生活等等和建筑学的任务相去甚远。他们给出了另外三个建筑基本元素：想像（在新的环境下寻找新的建筑生产方针和过程）、技术（新技术对建筑设计和生产的影响）和效果（前二者的不同组合效果）。而建筑“生产”将针对两个问题：“我们如何在现有的组织结构中容纳全方面的想像”（而不仅仅是建筑学的）和“我们如何使当前的建筑效果容纳新的多样协调的公共空间”。[5]和拉维莱特公园项目相比，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设计从促进破碎和差异（从而促进体验的多样性）转向整合破碎和差异（从而整合建造、流通和计划），放弃了分裂和拼贴的设计方法而关注于一个整体、连续的过程。[6]这更接近于境遇主义者阿斯加•约恩（Asger Jorn）在“生活的建筑学”（1954年）一文中自相矛盾的断言，“我们必须认识到一种形态的动态概念，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所有的人造形态都处于一个不停变化的状态之中；而理性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惟一可以防止混乱的方法是关注这些变化背后的规律并且加以利用。”[7] 表皮/表面（Surface）因而在这两个项目中有着截然不同的作用：在拉维莱特公园中，表面是营养丰富的土壤，其上生长着千姿百态的事件、体验和主体；而在变电站项目中，表皮类似于一张白纸，支持并充满了书写的可能性。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建筑师的自身定位从创造生活的艺术家转向解决问题的工程师，建筑不再是主体和环境之间的媒介，而是社会和经济共享的工具。
策略展开的空间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曾经引用过一幅虚构的地图来诠释仿像（地图）和真实（地表）二者之间的参照关系。[8]这幅地图出自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一则故事，说在某个绘图工艺极其发达的国家里，“绘图师公会制作了一幅和该帝国疆域大小相等的地图，而且这幅地图的每一个细节都和地表一一对应。在分析她自己设计的辛辛纳提当代艺术中心（1998-2002年）时，扎哈•哈迪德（ZahaHadid）认为“一个位于快速发展的城市中心区的建筑物，它的城市处境体现在它对公共空间的密切参与，例如城市中的人行道和其他公共广场。门厅被看作室外空间的真实延续，它延伸进来并且形成了一个由割裂和提升构成的地表景观，一个人造的公共公园。这个门厅被看作一个供所有人使用的‘自由’区域，并同时作为参观展室的序曲。”[11]“人造公园”并不仅仅是一个文学意象，它包含了对一种特殊空间现象提出的建筑对策，而这种空间现象是城市处境的结果。实际上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已经对这类日常生活中的空间有大量的研究，例如克拉考尔（SiegfriedKracauer）对旅馆门厅空间的分析和马克•奥基（Marc Auge）提出的“非场所”（Non-place）概念。[12]克拉考尔把建筑空间作为理解社会现实的媒介，他认为旅馆门厅反映了一种先验的无家可归；而马克•奥基则在这种先验的无家可归的条件下对“场所（”一个和建筑学密切相关的概念）进行了讨论。“一个场所是由特征、关系和历史来定义的，而对一个没有特征并且不能用关系和历史来描述的空间，我们可以叫它‘非场所’”，“非场所”是现代性的必然产物。实际上“场所”和“非场所”可以被理解为空间的两种极端情况，我们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