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论文，在乡村治理中引入乡贤参事会，使得治理结构发生变化，改变了过去的村两委、村民二元结构，形成了现在的村两委、乡贤参事会、村民的多元治理合力。在村委的用心培育和适度授权下，乡贤参事会在乡村治理中承担越来越多的公共事务，由此成为了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主体。乡贤参事会虽然是由村委动员发起并成立的，但其在乡村治理中发挥效用的前提是得到了村民自下而上的认可，治理权威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民赋予的。因此，基于现代村治困境，在乡村治理中引入集多重期望于一身的乡贤参事会，无疑会对现有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从社会角度来说，近年来社会上兴起了一种田园热，以李子柒的视频为突破口，看过视频的人，无不对里面悠然自得的生活心向往之。李子柒的持续走红，无疑从喧嚣的世界中将“乡村”重新拉入人们的视野。一时间，质朴美好、诗意栖居的中国乡村走向了世界。其在国外引起的巨大流量，已经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外输出的窗口。截至目前，李子柒已经吸引微博关注 2000 多万，抖音粉丝超过 3000 万，单条视频播放量已过千万。足以可见，在快速运转的社会，大家对这种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向往。无论是归园田居还是小桥流水，都寄寓着对乡土生活的美好憧憬。乡村是我们心中的一片净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更是滋养城市社会的丰沃土壤。李子柒所展现的乡土风情，毕竟是理想状态下的个例，大部分的乡村还是跟落后跟破败相关，因此，在乡村振兴的号召下，新时代该如何安放乡村？如何使得乡村书写乡愁，承载乡思？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从个体角度来说，笔者经历过南北方的乡村生活，对其中的差异有很明显的体验。以笔者从小生活的北方农村为例，在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人数尚能达到千人以上。那时候大家联系密切，相互之间经常聚在一起，村内也时常组织集体活动如露天观影、皮影戏、舞龙舞狮等。但近年来，笔者发现大家走出家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相互之间联系的越来越少，以村委会组织的广场舞为例，在首次宣传下，报名的只有 10 个。不仅如此，近年来，农村几乎成了蛮荒之地，逃离之地。现在农村的年轻人但凡有能力在城镇置业的基本都搬去城镇，即使目前还没有能力安家，也把进入城镇，在城镇买房作为奋斗的动力，长此以往，农村只剩下老人小孩。截止 2019 年底，笔者所在乡村只有 500 人左右，且以老幼为主。此外现在农村还有个普遍的现象，就是结婚生子攀比之风盛行，以结婚为例，去哪里办宴席成了彰显经济状况的标志，根据酒店消费水准被分成了几个等级。反观浙江的某乡村，也经历过如上困境，但村领导及时发现，并采取了有利措施，所以该乡村不仅人口数量没有大的起伏，村民生活也比较富裕，乡风也很淳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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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设计
一、研究内容
研究欲探究的问题是：乡贤参事会是如何参与乡村治理的？这涉及到三个追问：
作为一个经久不提的概念，现代乡村治理为什么重新提起“乡贤”？组织化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什么功能？乡贤参事会的引入对乡村发展产生何种影响？围绕着对这三个问题的解答，笔者展开了此次研究。
关于乡贤参事会参与乡村治理问题的研究共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阐述了乡贤参事会参与乡村治理的研究背景及意义；其次，在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拟提炼出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再其次，研究梳理了乡村治理、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并对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了总结；再次，基于研究对象，文章将多中心治理理论与精英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并分别解释了理论之于研究的适用性；最后，研究对新乡贤及乡村治理概念作出界定，并探析了新乡贤到底“新”在何处？
第二章主要基于理论资料，对乡贤参事会参与的诱因——乡村治理困境进行了梳理。首先，从时代背景出发，指出我国主要矛盾变化，与城市不同的是，农村地区“致富”需求仍然占据首位，文化需求开始彰显；其次，从基层组织出发，税费改革后，乡镇政权“悬浮化”、基层组织“空壳化”使其无法满足农民的公共服务需求；最后，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乡村共同体面临解构困境。因此，此时的乡村社会需要一个具有内生基础的、能够辅助基层组织治理的、同时具备多种资源的组织为乡村发展注入活力，使得乡村活跃起来。在多重主体的期望下，乡贤参事会走进了乡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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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乡贤参事会参与乡村治理的现实背景
第一节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水平获得极大丰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面对向好的发展态势，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国家的供需结构将由较低层级平衡走向中高层级平衡，国家的发展也从过去的追求“数量”变为追求“质量”。迈入新世纪的门槛，党率先领导人民解决了温饱实现了总体小康。为了补齐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大短板、齐奔全面小康，总书记更是于 2013 年提出精准扶贫，意在解决粗放减贫工作剩下的 7000 多万“脱贫硬骨头”。为此，国家采取因户施策、资金到户、干部帮扶等一系列有力措施，点对点的帮助贫困村摘掉“贫困帽”，过程艰巨但成效显著。今年是全面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新时代的人们已不再挣扎于物质匮乏的边缘，而是在物质条件基本满足的情况下，对生活有了更多追求。正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所论述的，人只有在满足生理需求之后，才会追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不平衡不充分”意为我国在快速发展取得巨大经济体量的同时，存在着结构失衡和发展不够的情形。由于乡村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这种不平衡不充分在乡村社会体现的更明显。一方面，经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税费改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改革措施，农民实现了“增收减负”不再为“吃不饱”担忧，但是随着城乡、村内贫富差距的扩大，如何带动全体农民致富又成为了一个摆在眼前的问题。笔者在基层走访的时候，不止一次遇到村干部谈到，在村委选举投票时，能引领村民致富的人往往是最佳人选。因为对富人引领致富的各种想象可能，村庄富人不仅仅受到村民的欢迎，还会受到地方官员的优待。但是近年来频频爆出的数额惊人的村庄贿选，使得舆论对”富人治村”保持警惕。另一方面，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农民对精神生活有了需求，而现有的农村文化建设水平还不足以满足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现代城市普遍拥有了图书馆、电影院、大剧院等文化设施，但在乡村这些还未普及，即使部分乡村有公共图书馆、演出舞台，也多为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无人组织、无人管理、无法真正从实处丰富村民的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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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难题
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离不开国家的宏观制度安排。改革开放以来，就影响深远而言，农村地区经历了人民公社体制、家庭承包责任制、税费改革三次重大变革。因为研究重点是揭示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现状，因此笔者以农村税费改革为分水岭，探索了税费改革前后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在深入了解公共物品供给困境的基础上，为其模式创新提供可能性路径。
一、农村税费改革前“集体供给”模式
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农村地区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农民以家庭为基础，承包集体土地，生产收入在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之后，剩下的归自己所有。这种包干到户的生产方式一方面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为国家和集体的税费来源提供了保障。该时期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要依靠农民上交的“三提五统”和村干部安排的“两工”。在公共产品的集体供给模式中，村干部和农民暂时实现了默契配合，农民按要求上交税费，村干部按农民要求提供公共服务。村干部作为村内具有公共身份的一群人，经常和农民打交道，因此他们熟知村内的生产生活情况，多会选择在农事较少的时候提供公共产品。在集体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农民将自己的部分财产和劳动力让与给村干部，由此，村干部得以根据实际情形对村内资源进行统一安排调度，从而实现了农村公共产品的有序平稳生产。这种模式也仅在改革开放初期受到欢迎，因为当时农民刚从“一大二公”的体制中解放出来，一方面保留着集体生活的思维惯性，另一方面“包干到户”使得农民沉浸在解放生产力的巨大喜悦中。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深入发展，农民的市场观念开始萌芽，农民的谋生方式也不再局限于土地，因此对部分人来说，村集体提供的公共产品成为了非必需品。再加上，受“分税制”改革影响，地方“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问题突出，基层干部的盈利性特征开始凸显，农民税费恶性增长已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因此，由于农民生产需求的变化和农民税费的无力承担，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集体式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不得不进行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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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乡贤治理回归：立足于 X 村案例的分析 ......................28
第一节 X 村乡贤参事会的基本情况.............................28
一、作为个案的 X 村概况...........................28
二、X 村乡贤参事会之成立源起........................29
第四章 乡贤参事会参与乡村治理的效应检视..................41
第一节 助力乡村振兴：乡贤参事会的成效.............................41
一、政治方面：促进“三治”融合.......................41
二、经济方面：夯实发展基础...........................42
第五章 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