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论文，笔者认为互联网使用频率与政府信任的回归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频率与中央政府信任和政府工作人员信任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而对地方政府信任和政府官员信任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受访者对地方政府和政府官员的信任水平也越高。这一结果与很多学者的观点相反，他们认为随着互联网使用频率的增加，公民参与非制度性政治活动的可能性会增加，从而降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78有研究者通过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使用频率对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有替代效应，也就是说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农民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越低。79并且，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对基层政治信任有负面影响。80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互联网使用频率对地方政府信任有促进作用。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截至 2019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8.54亿，较 2018 年底增长 2598 万，互联网普及率达 61.2%，较 2018 年底提升 1.6 个百分点；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8.47 亿，较 2018 年底增长 2984 万，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 99.1%，较 2018 年底提升 0.5 个百分点。与五年前相比，移动宽带平均下载速率提升约 6 倍，手机上网流量资费水平降幅超过 90%。“提速降费”推动移动互联网流量大幅增长，用户月均使用移动流量达 7.2GB，为全球平均水平的 1.2 倍；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费达 553.9 亿 GB，同比增长 107.3%。1互联网具有的开放性、及时性和匿名性的特性，使其成为民众获取政治信息、追求话语权、实现利益诉求的重要途径，也会对人们的认知和行为方式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深远的影响。如今，互联网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应用政治领域，成为政府治理社会的重要工具，互联网既能够帮助政府获取资料、整合数据、做出决策，也有可能给政府公信力带来挑战。
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普遍较低。由于社会矛盾凸显，相关信息在各类网络平台上发酵升级，形成一边倒的网络舆论，往往容易导致群体事件的爆发。如果各级政府不重视网络舆情的影响能力，任其自由发展，可能会出现扩大化的态势，最终难以控制，滋生社会隐患，破坏社会和谐。
在信息快速传播的互联网时代，政府要认识到网络的重要性，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引导和纠正，并且利用好网络平台与公众进行及时且高效的沟通，重塑政府形象，提升政府公信力。本文将着眼于网络化时代背景，了解我国公众的政府信任现状，探寻互联网使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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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文献评述
一、关于信任的研究
翟学伟认为信任的本质就是公民在面临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情况时，自己对某一对象会产生暂时性的依赖。2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于信任的分类存在很多分歧。韦伯认为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信任主要是从血缘和地缘中发展而来的，属于特殊信任的范畴。而西方社会中的信任主要来源于宗教中的世俗精神，属于普遍信任。3李伟民、梁玉成在对已有观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于中国信任结构和特征的理解，他认为中国的信任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以个人关系为基础的特殊信任，另一种是以共同想法或者信念为基础的普遍信仰。4卢曼认为信任既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包括了公民对政治制度、法律法规等社会约束的服从，也就是对制度的信任。5阮荣平，王兵将信任分为社会化信任、一般化信任和差序信任这三个维度。6胡晓利认为信任是由正当性信任和应当性信任组成的二元结构。7本文认为信任还可以根据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反映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的社会信任和反映公民对政府能力和行为心理预期的政府信任。
还有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信任的影响因素。阮荣平、王兵通过对中国城市居民的宗教信仰进行分析发现,宗教信仰对社会化信任和差序信任，都有正面影响，对一般化信任没有显著效果。8于铁山在探寻影响农村女性人际信任取向的因素的过程中，发现女性的社会公平感正面影响女性的人际信任。9张维迎，柯荣柱通过跨省调查分析发现：影响中国公民信任水平的主要因素有地域文化的差异、教育水平的差异和经济的发达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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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互联网使用与政府信任的研究设计
第一节 数据来源
CGSS 全称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这是我国于 2003 年发起的具有全国性和综合性的学术调查项目。该项目通过全面、系统地收集与经济、社会、政治相关的各个层次的数据，建立起庞大的数据库，为国内、国外的学术研究提供数据资料。如今，CGSS 数据库已经成为社科类研究最主要的数据来源，不仅广泛的应用于教学、科研，而且能够为政府治理和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本文采用的是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2010 年度的数据，该数据的调查样本覆盖了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并且采用多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从中抽取了 100 个县级单位，从县级单位中进一步抽取 480 个村/居委会，再从每个村/居委会中抽取 25 个家庭，最后从每个家庭里随机选择一个人进行调查，因此样本总量为 12000 人.本文根据研究需要，在进行变量操作化之前，对数据进行了清理，得到的有效样本包括的观察值为9049，有效样本基本涵盖了全国各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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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变量的选择和操作化
一、因变量的选择和操作化
本文对因变量政府信任的测量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政府机构信任，另一个是政府人员信任。对于政府机构信任的测量又可以分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和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对于政府人员的信任又可以分为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和对普通工作人员的信任。调查问卷中关于“中央政府信任”的题目是：“您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怎么样？”可供选择的回答包括：“完全不可信”、“比较不可信”、“居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比较可信”和“完全可信”，分别赋值 1-5。调查问卷中关于“地方政府信任”的题目是：“您对地方政府（农村指乡政府）的信任程度怎么样？”对应的选项是“完全不可信”、“比较不可信”、“居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比较可信”和“完全可信”，分别赋值 1-5。
调查问卷中测量“政府工作人员”的题目为：“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相信政府工作人员在做正确的事情。”可供选择的答案包括：“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谓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完全同意”，分别赋值 1-5。调查问卷中关于“官员信任”的题目是：“大多数政治家都是在为私利玩弄政治。”可供选择的回答包括：“1-完全不同意”、“2-比较不同意”、“3-无所谓同意不同意”、“4-比较同意”、“5-完全同意”。为了方便测量和解读，本文进行了反向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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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互联网使用与政府信任的描述性统计....................24
第一节 受访者基本信息的描述性统计分析.................24
一、个体属性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24
二、心理层面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25
第四章 互联网使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分析................29
第一节 互联网使用与政府信任的相关分析..........................30
一、是否使用互联网与政府信任的相关分析......................30
二、互联网使用频率与政府信任的相关分析........................31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48
第一节 结论与讨论.............................48
第二节 政策建议...........................50
第四章 互联网使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分析
第一节 互联网使用与政府信任的相关分析
一、是否使用互联网与政府信任的相关分析
为了探究互是否使用互联网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本文首先对这两个变量进行了相关分析。为了分析方便，将因变量政府信任（包括中央政府信任、地方政府信任、政府官员信任和普通工作人员信任）重新编码为二分变量，“完全不可信”、“比较不可信”、“居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合并为“不信任”，并赋值为 0；“比较信任”和“完全信任”合并为“信任”，并赋值为 1。
从中央政府信任角度来看，使用互联网群体和不使用互联网群体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均值分别为 4.14 和 4.52。两组均值都位于 4 和 5 之间，总体均值为4.40，说明无论哪个群体的受访者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都居于“比较信任”和“完全信任”之间，公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度较高。但是，两个群体之间的信任度仍然存差异，根据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是否使用互联网与中央政府的信任的相关系数为-0.140，并且在 0.01 水平上具有显著性。这表明是否使用互联网与中央政府信任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并且使用互联网的群体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显著低于不使用互联网的群体。
从地方政府信任的角度来看，不使用互联网分组的信任均值为 3.72，使用互联网群体的信任均值为3.57，这两组均值都位于3和4之间，总体均值为3.67，这说明受访者们对于地方政府的信任主要位于“居于可信与不可信”和“比较可信”之间，总体信任度一般。另外，是否使用互联网与地方政府的信任的相关系数为-0.056，并且在 0.01 水平上具有显著性。这说明是否使用互联网与地方政府信任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并且使用互联网的群体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显著低于不使用互联网的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