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与讨论
2019 年 12 月开始，新冠病毒肺炎席卷全国。为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击疫情，但由于病毒极具传染性，居家隔离成为防控疫情的重要手段，在此情境之下，年后的复工变得难上加难，尤其是对于跨区域打工的农民工而言。一方面，农民工的流出地地方政府对于外出劳动力会进行严格管控，对于返乡农民工都会进行详细调查，甚至居家隔离，并问明再次离乡时间，做好相关记录；另一方面，劳动力流入地通过对湖北籍、河南籍等地外来人员采取直接劝返，对其它地区人员要求提供 14 天健康居家隔离证明、无重点疫区旅行史证明等形式，严格限制外来人口进入本地。为解决防疫与复工之间的张力，部分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开始有计划的探索“专车接送”，确保农民工异地返岗就业，有序推进复工。如 2 月 17 日从贵阳北站开往杭州东站的中国铁路首趟定制务工人员返程列车，随后，陆续也有其他劳务输出大省，如四川、云南等地开出的务工专列、务工大巴，将劳动力送往沿海地区。170上海市也是如此，为保证地铁18 号线顺利通车，上海通过省际定点包车，从安徽铜陵接回在建工程务工人员，而从申请到审批到成行，整个过程只用了两天时间，171地方政府的支持为年后复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通过点对点的直接运输，在最大程度减少疫情影响的同时，保障企业的生产。通过地方政府介入，以保障跨区域间劳动力的正常流动，实现“家门到车门，车门到厂门”的返岗。172这与平邑县劳动力最初通过劳务输出办公室来到上海的模式类似。在疫情严控时期，通过加强地方合作，实现劳动力跨区域流动，这样的地方合作为企业复工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供应，在防控疫情的同时，也解决了农民工的出行、务工问题，可谓一举多得。
与此同时，在人口涌向城市的背后，需要正视权利鸿沟的存在。“随着这种权利日益从个体权利汇聚为集体权利的过程，进入城市也从个体农民工的职业选择转化为农民群体对于权利平等的追求。”174在流动劳动者诉求转变的背后，是劳动者对自身权利的争取，对现实不满的抗争。受限于城乡二元发展体制、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教育制度等的限制，受限于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权利的鸿沟也愈来愈大。在劳动者对自身职业选择自由权、福利保障权等抗争的背后，是农民群体对于权利平等的追求。改革开放前，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策略下选择“以乡补城”，但在城市、农村发展差距如此大的今天，如何通过精准扶贫，实现贫困农村的脱贫、致富；如何通过新农村建设，实现广大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如何通过加强区域间合作，实现不同地区的优势互补；如何通过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减轻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如何通过转变治理方式，保障流出劳动者的权益；如何通过权利抗争，实现不同群体的权利平等……这些问题依旧等待解决。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