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论文，基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本文以两个具有相似区位特征、行政级别、经济特征、治理背景且均取得良好治理成效的广东省村庄为案例，分析村庄如何从治理环境、治理制度建设、治理资源整合、治理文化四个方面构建起一个有效的治理体系，并对两个村庄治理体系的运行逻辑进行了比较，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一个运行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应包括治理环境、治理制度建设、治理资源整合、治理文化四种要素。治理环境是乡村治理的物质与精神基础，村庄应适应其治理环境，因地制宜地构建治理体系；治理制度建设是达成村庄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手段，且村庄公共利益最大化应作为治理体系建设的目标；治理资源整合则通过对物质资源的整合，实现对人力资源的整合，最终达至村庄秩序的整合；治理文化根植于治理环境，也潜移默化地改造着环境，为治理体系建设提供价值指导。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在市场化、城镇化和工业化冲击下，当下乡村治理越发呈现出碎片化特征，包括治理主体碎片化、治理政策碎片化、治理资源碎片化及治理逻辑碎片化等[1-5]，具体表现为：村庄精英、村干部、上级政府等治理主体在村庄的力量日益增强，普通村民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也逐渐觉醒，新型农村社会组织不断涌现；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农村社区建设等治理政策不断出台，自上而下地在乡村中叠加推行；集体经济资源、传统文化资源、村庄社会资本等内生性治理资源被动员起来，上级政府制度性救济等外生性治理资源也被注入村庄；传统乡村内生性秩序在市场经济冲击下逐渐解体，而新型村庄治理文化与秩序尚在摸索构建之中。“碎片化”是伴随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而产生的问题[6]，其抽象意义为一种分裂无序、结构失调、运行低效的状态[7,8]。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19年，中央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将乡村治理的总体目标界定为“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由此可见，治理体系的建立与健全已成为新时代中国乡村治理的重要任务。而“体系”即系统，是结构功能主义研究的重要概念，意为由多种要素构成的、运转有效的有机整体，既包括构成整体的各要素、也包括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9]。因此，构建乡村治理体系可视为改善乡村治理碎片化困境的重要举措。
基于上述现实与政策背景，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乡村治理体系可看作一个由治理主体、治理资源、治理制度、治理组织、治理文化等多元要素构成的系统。关于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路径，政策话语已将其高度概括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然而如何具体实现多元要素的有机结合、改善乡村治理碎片化困境，还需要从广大乡村治理创新实践中总结规律、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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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关于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
结构功能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兴起的最重要的社会学流派，从战后至60 年代在美国社会学界一直居于主要地位，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于孔德和斯宾塞。孔德（Comte A）认为，社会是一种由各种要素组成的类似于生物有机体的整体，这个整体同它的部分之间具有一种“普遍的和谐”[10]；斯宾塞（SpencerH）比较了生命有机体和社会有机体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别，引入了结构、功能、分化、同质性和异质性等概念[11]；涂尔干（DurkheimE）进一步发展了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他将社会结构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低度分工为基础、以强烈集体意识为纽带结成的“机械团结”，一种是以高度分工和广泛的相互依赖为基础构成的“有机团结”[12]。以上早期经典研究虽然没有以“社会结构”为研究重点和中心概念，但已具有了结构功能分析的意识：将社会看作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系统，其内部需要整合和协调以维系秩序[13]。
帕森斯（ParsonsT）是现代结构功能主义的创始人，他认为任何社会系统的存在和发展都必须满足以下四种功能：（1）适应（Adaption），指系统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必然要同环境发生一定关系，必须从外部环境中获取所需资源或操纵某些手段来控制外部环境；（2）目标达成（Goal Gratification），指系统必须有能力确定自己的目标，并能调动系统的内部力量以集中实现系统目标；（3）整合（Integration），指任何系统都由各个部分组成，为了使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有效地发挥功能，必须将各个部分整合在一起，使各部分间协调一致，不出现游离、脱节和断裂；（4）模式维持（LatencyPatternMaintenance），指系统在运行暂时中断的时期，原有的运行模式必须完整地保存下来，以保证系统重新恢复运行时能正常运作[14,15]。这一理论也被称为 AGIL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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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南村治理体系分析
2.1 南村治理环境
2.1.1 合村并组：国家行政整合村庄
2004 年，佛山市 S 区 B 镇实施了“合村并组”、“村改居”的农村社区建设政策，改革后 B 镇从 14 个村撤并成了“两村一居”。南村正是“两村一居”中的“一居”，辖区面积 28.1 平方公里，其中城区面积 1.25 平方公里，约占总辖区面积的 4%；由原来的5 个村委会和 1 个居委会组成，下辖 34 个村民小组，户籍人口 1.2 万人，其中农村户口人数 1 万人，约占总户籍人数的 80%。因此，虽然南村在改革后被称为“社区”、其基层自治组织名义上由“村委会”改为“居委会”，但由于辖区内大部分面积仍为农村、大部分人口仍是农村人口，南村在行政管理上仍然作为农村社区来管理，故本案例中仍将南村作为村庄来进行研究、将其基层治理组织称为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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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南村治理制度建设
南村利益主体结构多元，利益诉求组成复杂，要实现村庄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一是要实现多元人口需求的最大公约数，即满足村庄生产生活的基本共同的需求，即公共服务；二是要在满足公共服务需求的基础上，深入村民生活，维护村民的合理合法权益。
2.2.1 村公共服务站制度
经历了“合村并组”、“村改居”之后，南村管辖面积和人口规模骤增，公共服务供给范围也相应扩大，且村庄人口的异质性带来了服务需求的多样化，给南村公共服务供给带来了挑战。因此，为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南村 2012 年在上级政府的支持下于行政村一级建立了村公共服务站，负责承担村级公共服务职能和上级政府下放的部分行政管理职能。
从组织结构来看，村公共服务站的建立改变了南村的治理组织架构。改革前，南村的治理体系是由村党委领导的，且由于村委会的 7 名干部皆为村党委成员，村党委与村委会交叉任职率达 100%，故实质上南村治理体系实现了村两委的共同领导；改革后，村公共服务站与村党委、村委会近似于“一套班子，三块牌子”：村公共服务站的站长由南村党委书记兼任，两名副站长由两名党委副书记兼任，其余 8 名党委委员皆兼任村公共服务站办事员，即南村 11 名党委委员均为南村公共服务站成员，交叉任职率同样达100%。由于人员结构的交叉任职，村公共服务站进入南村治理体系的核心架构中：村党委处于统领南村治理的核心地位，全面领导村委会和村公共服务站；村公共服务站专门负责为村民提供公共服务与部分行政服务；而村委会剥离了繁杂的公共服务职责，专门负责村民自治、村务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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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北村治理体系分析.......................32
3.1 北村治理环境........................32
3.1.1 集体经济：资源的福利与诅咒.......................32
3.1.2 派系斗争：村庄公共利益分裂..............................32
第四章 南村与北村的治理体系比较分析.......................46
4.1 治理环境比较..................................46
4.1.1 村庄社区记忆比较...........................46
4.1.2 集体经济产权比较.......................47
第五章 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对策与建议......................56
5.1 构建环境、制度、资源、文化耦合的乡村治理体系...............56
5.2 根据村庄社区记忆整合治理资源与培育治理文化.........................56
第五章 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对策与建议
5.1 构建环境、制度、资源、文化耦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第一，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应适应治理环境。村庄治理环境包括村庄经济、政治、行政、社会和文化环境，环境既为村庄治理提供了资源，也对村庄治理提出了限制。在本案例中，南村与北村拥有相似的区位特征、经济体量、行政级别、治理背景与治理成效，但其治理体系运行逻辑表现出不同的特性，根源就在其治理环境的具体差异。因此，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应该因村制宜，不可盲目照搬其他治理有效村庄的成功经验，可有选择地学习在集体经济、宗族文化、村庄派系、社会资本、村民素质等关键要素上与本村相似的村庄的治理经验。
第二，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应建设以村民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治理制度。在村民自治框架下，乡村治理制度主要包括村民委员会制度、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经济联社制度、村民监督委员会制度等；除此之外，各地村庄创新地开展了各种新型治理制度，包括村民议事会制度、乡贤理事会制度等等。无论是何种治理制度，其关键在于要以村民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制度目标，不可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