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论文，本研究表明，实践中的地方廉政社会评价基本实现了满足集体偏好、参与、回应、公正和稳定性的多元公共价值，拓展了公众“反腐获得感”价值实现路径。但是一方面公众参与地方廉政社会评价会受到一定的知识、空间等限制的，另一方面协同领导系统的稳定性也决定着该项工作能否持续运转，该系统会受到领导班子换届、政策影响，使得该项工作被迫中止。而公众的“有限参与”与系统的“断层”无疑会影响地方廉政社会评价工作的开展，抑制其公共价值属性的发挥与反腐败治理的持续推进。
第 1 章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1.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发展迅速，国家综合国力日益提升，特别是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改善，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但腐败现象的易发与多发态势也更加凸显。腐败程度事关民生与政治，廉洁政治的建立与社会治理的维稳要求将腐败治理引入了一个新的高度。十八大以来，国家对腐败的打击力度加大，系列反腐政策陆续出台，从源头上反腐，探索建立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这一系列的反腐重要举措推动着我国腐败治理的发展，我国腐败治理成效显著。据国家统计局开展的全国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数据显示：“2016 年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是 92.9%，相比2012 年提高了 17.9%①。”另有环球时报综合报道：“透明国际”发布的 2017年度“全球清廉指数”测评排名结果，据排名结果显示：“在全球 180 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大陆排名第 77 位，较 2016 年提升两位②。”尽管如此，中国依然属于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习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腐败损害的是老百姓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③”；之后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习总书记再次强调：“惩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着力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④。”可以看出，党和政府对腐败问题和群众利益的重视程度之高。“让正风反腐给老百姓带来更多获得感”的反腐新理念成为当前我国推进反腐败治理的新途径，该途径回答了反腐成效评价标准即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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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相关文献综述
1.2.1 关于“政府绩效评价价值取向”的研究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西方公共行政价值变化： （1）传统公共行政时期：“效益”与“效率”的强调 在政府绩效管理活动的初期，学者们将主要研究方向定位在运用于企业中的绩效评价可否以及如何引入到公共管理领域的问题上，并初步尝试性的将绩效审计方法引向了该领域。弗雷德里克·泰罗（Frederick Window Taylor）提出了以“效率”为核心，适用于工业企业的科学管理原理，他首次系统地将科学方法引入管理实践中来，科学管理学说的创立开启了西方管理理论研究的窗口，管理逐渐成为一门科学并发展起来，泰罗本人也因此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泰罗科学管理原理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即通过企业中评估员工个人工作绩效的方式，进而实现对企业自上而下的管理与控制（李珍刚，2002）。②法国管理学家亨利·法约尔（Henri Fayol）于 1916 年在其所著的《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一书中，将这种基于“效率”的绩效管理从工商企业向各类人类组织正式推广开来，自此，企业管理中的理论与实践逐渐被企业之外的组织所运用。
（2）新公共行政时期：“社会公平价值”的强调
以乔治·弗雷德里克森（H George Frederickson，2003）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提出了社会公平理论，①他们认为社会公平是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建立在满足受益者需求和利益基础之上的公共行政具有合法性。同时，在绩效管理价值取向方面，他们主张由“效率至上”价值取向转变为“公平至上”的价值取向，进而在公共行政中引入“社会公平”的价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随着社会公平价值理论的提出，催生了公共行政范式的转变。尼古拉斯·亨利（Nicolas Henry，2002）认为“边际效率不能成为政府向纳税人证明自己存在的原由，所以，政府在将方案进行实施时，必须用诸如效率、效力和社会价值这类更为复杂的概念证明自己”，同时，他区分了提高组织绩效、明确责任制和增收节支这三类绩效评价目标。②芬维克认为，三个层面的关系构成了绩效指标体系：服务成本与创造产出之间的关系，通常用经济指标进行衡量；服务消耗资源与服务产出之间的关系，通常用效率指标进行衡量；服务产出与服务总体目标之间的关系，通常用效果指标进行衡量，上述三个指标常被称为“3E”指标（Fenwick J，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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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公共价值理念下的地方廉政社会评价实践的解释框架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2.1.1 廉政社会评价概念
评估政府的反腐败绩效，社会公众有着重要的话语权。廉政社会评价工作的开展，使考核党风廉政建设的路径由单项的“党政主导—内部评估”模式向复合的“党政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模式转变成为了可能。①胡杨将廉政社会评价概括为，通过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等方法，将搜集到的不同社会群体对当地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方面的认知信息进行分析处理，以此客观测评当地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状况，在经验探索和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推进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断完善的一项廉政绩效评估工作。
2.1.2 有关公共价值概念的争论
在公共价值尚未成为学术术语前，学术界对于公共行政价值的讨论就不曾间断，“公共价值”概念最早是由 Moore 提出的，该词出现后更是吸引了诸多学者对其概念的讨论。已有研究中关于公共价值定义争论的主要代表性观点有：
以 Moore 为代表的研究，认为公共管理者面对多变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要行动起来，目标不是仅仅完成工作任务，而是还要满足公众需求，公共价值是公民对政府期望的集合；③Kelly 等人的研究，提出了公共价值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即服务、结果和政府的信任和合法性，认为政府可通过服务、法律规制和其它行为创造出价值，即公共价值；④斯托克提出构建协商与递送的网络来定义和创造公共价值，公共价值是公民集体偏好的政治协调表达；⑤Homer 和 Hazel 的研究通过对价值的公共性与私人性来定义公共价值，认为公共价值是由公民决定的价值；①Bozeman 研究认为的公共价值主要是一种规范性的共识，包括权利、义务和规范形成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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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于 PV-GPG 模型的地方廉政社会评价的公共价值分析框架
2.2.1 公共价值理念与地方廉政社会评价的契合逻辑
将公共价值理念作为研究视角与本研究相结合，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公共价值理念与本研究内容的契合性。因此，在对公共价值内涵的理解下，本文对地方廉政社会评价的运作逻辑与公共价值理念之间的联系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1）政府绩效评价的公共价值导向
在系统的管理中要提高工作绩效，则需要建立一个信息畅通的沟通评价机制。特别是在地方管理中，地方政府对上要向中央负责，对下要向公众负责。政府绩效评价便充当了促进绩效信息畅通的重要载体，通过它可以借此实现绩效考评的畅通。价值视域下的政府绩效评价指，评价主体从特定的价值取向角度出发，基于对管理效率、服务质量、社会满意度、公共责任及能力等方面的理解及判断，通过采取科学的测评方法，对政府部门及其中的人员所开展活动的投入、产出、中期成果与最终成果所反映出的工作绩效进行系统分类和评价并及时反馈给有关部门的活动做法。①政府绩效评价可以相对系统地对地方政府部门及人员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绩效实施综合考量。
随着大规模绩效管理实践的兴起，西方国家的政府绩效评价在考核政府绩效方面充分凸显了其优势作用。20 世纪 90 年代后，我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将政府绩效评价引入并运用到地方治理中来，以期提高政府绩效，这标志着我国政府管理方式的变革与创新。然而，评价结果可能并未实现评价工作的预期目标，未反映出政府的真实绩效，产生了绩效结果偏差。②具体来说，多呈现“符号效应”即“政府主导”现象普遍存在，公众参与效果甚微；③同时，评价指标设计的科学性不足，政府追求经济指标的导向性明显，“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行政化现象明显④；而在诸如此类主要偏差的影响下便导致了政府绩效评价程序的规范性不足，模式多样的政府绩效评价陆续涌现出来，实践初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之后其发挥的作用开始衰退。典型的如：“甘肃模式”，法律制度保障、政治支持性、社会参与度及评价体系设计等方面的规范性是“甘肃模式”无法实现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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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公共价值理念下的地方廉政社会评价实践过程分析 ............................... 26
3.1 案例分析研究设计 ........................ 26
3.1.1 我国地方廉政社会评价的工作概况 ........................ 26
3.1.2 案例样本的筛选 .................................. 28
第 4 章 地方廉政社会评价实践的公共价值性实现效果分析 ............................... 38
4.1 公共价值性实现效果分析的具体维度 ................................ 38
4.1.1 地方廉政社会评价实践的评价思路及目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