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论文，本文以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观察甘肃省 S 村第九届村委会竞争性选举过程：农业税费时期基层政府为了完成上级任务长期干预选举产生符合其意志的“代理人”，进而形成了行政主导下的村民选举制度；这一制度下产生的村干部具有两个特征：一是通过隐形授权的方式当选，二是具有“赢利型”特征。而村干部的“政府代理人”角色不仅引发干群矛盾，沿袭至今成了村干部贪腐的缘由。取消农业税之后，国家由向农村汲取资源转向输入资源，使得村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内外部环境中的变化因素包括中央加大涉农投入、选举规则逐步落地、村庄利益更加密集、村民的民主意识与维权意识显著增强等。村委会选举场域中包括国家行动者与社会行动者，两类行动者具有不同的动机与行为逻辑。竞争性选举不仅对基层政府的干预行为形成约束，使得村庄选举制度由行政主导下的旧制度向村民自治主导下的新制度变迁，同时能够迫使竞选者关注村民的利益，从而对村干部角色转换形成压力。积极参与选举的社会行动者试图通过村民自治主导下的新制度更换村庄领导人，推动村干部角色由“赢利型”向“保护型”转换。这一研究不同于以往对于村干部角色的研究，是对如何推动村干部角色转换这一问题给予制度层面的理论解释。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改进提出了更高要求。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进一步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培养一批新时代背景下热爱“三农”工作的职业农民队伍，让农业成为有更有吸引力的基础产业，让“新农人”这一职业成为更多青年的选择，让农村成为美好的生活乐园1。连续两个报告中提出不仅要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更要实现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以上提法极大地开拓了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乡村治理体系的研究思路，对进一步研究乡村治理提出了新的课题。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随着国家对“三农”补贴力度的加大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贡献了不容忽视的力量，农民收入水平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与此同时，随着“取消农业税”、“工业反哺农业”、“项目进村”等一系列惠及农村、农业、农民举措的大力推行，“村官”手中掌控的资源也越来越多[1]。近年来，一方面，“微权力”腐败呈高发态势[2]。另一方面，村干部在与“三农”资金和“三农”项目相关领域的犯罪数量、比例较之前均有不同幅度的增长，而且涉案金额也是愈来愈高，“亦农亦官”的村干部贪腐现象愈演愈烈[3]。清代著名经学大家万斯大在《周官辨非?天官》中写道：“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如何采取有效方式以遏制“村官”贪污侵吞农民利益的现象，实现村干部角色的转换，成为了基层政府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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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问题、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1.2.1 研究问题
本文基于对甘肃省第九届村委会选举中“问题村”竞争性选举的选情观察，按照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的“旧制度—环境变化—行动者”这一分析框架，试图对村民自治实践中的竞争性选举为何发生以及发生之后对村干部角色转换的影响做出理论解释。本文遵循以上分析框架开展研究，主要研究问题如下：
第一，村民自治实践中的旧制度以及旧制度下的村干部角色是什么？二者是什么逻辑关系？
第二，村庄选举场域中，具体是哪些要素在推动新制度生成？
第三，村民自治实践中的新制度以及新制度下的村干部角色是什么？
1.2.2 研究思路
本文通过对甘肃省 S 村竞争性选举选情的个案观察，视图对竞争性选举现象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发生之后推动村干部角色转换的可能性进行解释。第一，通过对村干部角色的相关文献梳理和分析，初步了解国内外学者对村干部角色领域的研究现状，厘清村干部角色转换已有的研究成果并找出本文的研究切入点。第二，通过质性访谈、参与式观察的方式对甘肃省 S 村第九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展开调研，主要调研了 S 村往届的选举情况、村干部任职情况，并访谈了第九届竞争性选举中的各类行动者，并梳理了 S 村近三届选举所经历的环境变化因素。第三，运用历史制度主义“旧制度-环境变化-行动者”的分析框架，具体分析了 S 村的旧制度、推动村干部角色转换的内外部环境因素，并对竞争性选举中的社会行动者与国家行动者的类型、动机及其行动逻辑做出了理论阐释。旨在对竞争性选举现象为何产生进行制度变迁的理论解释，进一步解释制度变迁对村干部角色转换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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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2.1 村干部角色的研究现状
2.1.1 村干部角色类型的研究
（1）国外研究现状
关于村干部角色的研究一直是乡村政治中的热点议题，就村干部角色类型而言，国外学者的研究中涌现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概念与理论。马克思·韦伯认为，之所以中国农村地区能够形成村民自我管理的局面，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无法延伸到农村社区，因而导致农村社会真正的掌权者是非正式官僚中的“当地人”[33]。黄宗智则认为“地方人”更倾向于维护维护村民利益，而并不一定完全听从村庄外部权威的意愿[34]。从“国家—社会”的关系视角来看，美国学者杜赞奇在研究我国北方农村问题时提出了双重经纪模型，即官府在农村社会中进行管理的人员称为经纪人，也就是说当时的村干部主要扮演着“赢利型经纪人”和“保护型经纪人”的角色。具体来讲，前者主要指长期没有稳定收入来源的非官僚体系中的社会人员，在商品化程度日益加快的社会中加入国家基层管理体系中的群体。之所以愿意成为被国家权力所用的赢利型国家经纪，是因为加入这一体系之后能够攫取丰厚的经济利益；而后者是指代表社区广大村民利益并且保护地方权益的经纪人[35]。此外，国外学者田原史起又指出，改革前的村干部主要表现为“国家代理人”角色和“村庄守护人”角色，改革后的村干部则更多地倾向于集体经济“经营者”的角色[36]。戴慕珍指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村干部在国家的庇护之下成为了基层社会的全权代理人，控制农村社会秩序与资源分配，这一时期的村干部既是国家的代理人，又是当地村民利益的代表，又称这一时期的村干部为“庇护者”[37]。国外学者萧凤霞指出，计划经济时期，基层村干部的政治权威来源于上级党和政府，主要贯彻执行上级的具体政策，已经内化为“国家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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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
2.2.1 角色理论
社会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主要研究个体与群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的心理、行为及其变化的规律。从研究领域来看，可分为三大类，分别是个体过程、人际过程和团体过程。从学派划分来看，可分为四大学派，分别是行为主义学派、认知学派、精神分析学派、符号相互作用学派。自符号互动作用学派的代表人物乔治.米德伊始，“角色”一词开始广泛的出现在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中。社会角色理论隶属于符号互动学派，主要研究人的态度和行为如何为其在社会中的角色地位和角色期望所影响，并试图按照人们所处地位或身份去解释人的行为并揭示其中规律。乔纳森?特纳把角色理论划分为结构角色理论和过程角色理论，前者强调社会结构、社会地位对角色位置的重要性，其代表人物有乔治? 赫伯特? 米德、拉尔夫? 林顿等；后者强调角色扮演过程的重要性，以角色互动为基础展开对角色采择、角色扮演、角色冲突、角色建构、角色转换等问题的研究，其代表人物有乔纳森? 特纳等。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社会角色扮演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对角色的期待、对角色的领悟、对角色的实践[77]。依照以上划分标准来看，一是对村干部角色的期待。村干部的应然角色应当是“村民的当家人、代理人”或者“保护型经纪人”，广大村民对村干部角色的期待就是在合法、合理的情况下应该最大程度满足村民的合理诉求，维护村庄集体利益。二是对村干部角色的领悟。这一阶段是角色扮演者自我认知角色的过程，即要竞选或者当选村干部，需要依据《村组法》的要求，加强对角色权利与义务、胜任条件等全面、深入的学习，以达到满足角色期待的目标。三是村干部的角色实践。随着村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和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村干部角色实践面临的实际问题也日渐凸显。一方面，村民权利意识提高，对村干部角色的期待提高，村干部如若未能依法依规、合情合理分配资源，很容易惹上“麻烦”。另一方面，国家“三农”投入逐年加大，对村干部的村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村干部成了乡镇政府在行政村中落地政策的“具体代理人”或者“重要代理人”，协助乡镇干部顺利的完成工作；但同时村干部会产生角色扮演过程中的角色内冲突，村干部角色内冲突处理不当容易引发角色期待者（村民）的不满，角色期待者（村民）会尝试通过多种合法的手段推动村干部角色发生转换，而村委会换届选举是角色期待者倒逼村干部角色转换的重要契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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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甘肃省 S 村第九届村委会选举案例................... 22
3.1 村情介绍............................ 22
3.2 选举中的竞选者......................... 22
3.3 选举过程................... 23
第四章 S 村村干部选任的旧制度 ........................... 26
4.1 建国以来基层政府农村工作的重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