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旅游管理论文，本文在梳理社区参与和旅游增权理论的基础上，以甘南藏族自治州香告村民族社区为研究对象，对民族社区参与旅游增权现状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基于此提出香告村乡村旅游发展提升的可靠路径，以期对甘南州其他少数民族社区发展乡村旅游起到借鉴意义。文章通过对利益相关者理论、社区参与理论和旅游增权理论的梳理和分析，指出社区参与的核心是旅游增权，旅游增权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区参与和利益主体利益最大化，明确社区参与和旅游增权之间的关系，通过社区权能结构的平衡、调动社区参与积极性是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社区增权理论作为一项制度性研究，目前还缺乏法律法规的制度性支持，所以单纯的增权只体现在经济获益方面。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伴随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民族村寨因其特殊的“遗产”使人们获得“怀旧”的感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对现代游客产生了特殊的吸引力，正如 Tucher 所说“游客的乡村旅游”既是寻求一种“真实性”同时又要满足“有趣和放松”等因素，一些少数民族村寨逐渐成为国内外旅游者青睐的旅游目的地。与此同时，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地方政府也纷纷把民族村寨旅游业作为振兴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有效手段，掀起了当地政府和社区有偿转让民族村寨资源发展旅游的高潮。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在提高民族村寨社区居民收入的同时，社区内部社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生活习性等特征悄然发生着改变，使得民族村寨的“地方性”和“传统型”特征逐步蜕化甚至丧失；另一方面，民族村寨旅游产业发展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冲突，消减了社区居民对发展旅游的信心，旅游收益不高使得居民对发展旅游产生怀疑，使得政府发展乡村旅游政策得不到很好的落实。
民族文化是民族村落独有的文化标志，由于民族地区特殊的文化资源禀赋，保存相对完好的民间故事、特色歌谣、舞蹈、习俗等非物质文化成为独特的旅游产品，得到了游客的青睐。在民族社区，社区居民是民族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承人，是社区的主体，也是社区文化传播的载体，是推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社区居民对乡村旅游认识不足、参与不到位、利益诉求不能合理兑现，会引发居民对旅游的怀疑，降低居民参与旅游的自我效能感。国内少数民族村寨发展乡村旅游的大量实证研究显示，乡村旅游不仅仅是政府引导、外来企业强势注入就能完成，一旦缺乏社区居民的有效参与，忽略社区居民的合理诉求，脱离乡土环境，乡村旅游很难实施。为进一步了解藏区少数民族村寨乡村旅游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笔者以参加 2019 年甘肃省乡村旅游第三方评估调研工作为契机，深入了解了甘南州 7 县 1 市乡村旅游发展状况，对甘南州重点支持发展乡村旅游的民族村寨开展了调研评估，为了更好地分析甘南州乡村旅游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本文将以甘南州夏河县香告村为研究对象。香告村作为甘南州典型的藏族村寨，在近几年乡村旅游建设和发展中走在了甘南州前列，是第二批国家民委命名的“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该村自 2010 年启动旅游扶贫项目以来，通过充分利用民族文化资源，激发多元主体参与，采取村民入股投资，集体参与开发和经营的模式，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迅速，在甘南州乡村旅游扶贫工作中表现突出，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作为甘南州乡村旅游发展较好的民族村寨，如何将村寨独有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资源合理利用，走出一条藏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
1.2 研究综述
1.2.1 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研究
丁焕烽（2006）以参与式发展理论为视角，以农村贫困社区旅游开发内涵、农村贫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和规划为出发点进行分析，指出贫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一种持续的旅游扶贫模式，是扶贫制度的创新。曾本祥（2006）指出，旅游扶贫研究缺乏定量研究，现有研究多为区域性的经济学研究，多为描述性分析，缺乏案例研究，研究方向应注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弄清相关旅游要素之间的关系，探寻旅游扶贫规律。耿宝江、庄天慧、彭良琴（2016）从微观角度分析了四川藏区旅游精准扶贫成效，指出贫困人口理性的利益诉求行为和扶贫对象内生驱动是旅游扶贫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李凡、金梅、明庆忠（2018）构建了贫困乡村直接参与、间接参与、不具备参与等社区旅游参与能力指标体系和验证体系。黎洁、高岚（2019）采用双重选择模型(DSM)对旅游扶贫村收集的 841 个农户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旅游有助于增加农户收入，参与旅游对农户农林业生产时间具有显著负向作用，但在参与旅游的农户，如土特产销售，对农林业生产则有显著正向作用，提出了延长农业产业链、发展“旅游+农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提高景区带村作用、完善旅游扶贫政策等对策建议。
1.2.2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研究
郑群明、钟林生（2004）指出，在乡村旅游开发中有多种发展模式，只有注重社区和居民参与的开发模式是最佳选择。李建峰、沈绍岭、杨军等（2008）提出构建现代企业市场营销运营模式和营销理念，将乡村旅游景区资源整合与行业升级是实现乡村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刘辛妍（2011）以杭州市桐庐县乡村旅游为例，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多元虚拟回归分析方法调查游客满意度，得出以桐庐县为代表的景区依托型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周继霞、彭丽（2013）提出了在新农村建设视角下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旅游发展对策及模式。孙苏苏（2015）从产业链整合度、利益分配机制和旅游产品短链问题入手，指出制约乡村旅游多产联动的主要障碍，提出促进乡村旅游多产联动发展模式的发展路径。崔宁（2017）通过对“乡村旅游”+“农村电商”联动融合发展进行分析，提出“乡村旅游”+“农村电商”联动融合发展模式，为我国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新的参考。安永娜、李锦宏（2019）以西江苗寨为研究对象，以乡土文化重塑为研究视域，分析了西江苗寨旅游发展中的困境，指出，应从政府、旅游经营企业和社区三个维度，构建出基于核心力量的关联发展模式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
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
2.1.1 社区
“社区”一词源于拉丁语，是从英文单词“Community”翻译而来，意思是共同的东西和亲密的伙伴关系。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翻译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Community and Society》一书，将社区概念引入了中国，许多学者开始引用并逐渐传承下来。术语“社区”最初是由德国社会学家Tonis应用于社会学研究的。由于社会学家研究视角的差异，社会学中社区的概念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是许多学者认为，社区的概念是建立在某个地理区域上的。1955年，美国学者G.A.希拉里对现有的关于社区定义的94项陈述进行了比较研究。他发现69种定义的表达方式包括地区、共同纽带和社会互动的含义，并认为这三个是社区必不可少的共同要素。墨菲在《旅游：社区方法》中认为，社区是旅游规划的分析单元和研究单元。国内学者孙九霞认为，社区是社会研究和运作最完整的单元，是社区功能的完整表达，研究旅游社区是研究旅游相关活动做好的侧面。范国瑞认为，社区是个人或家庭在政治、社会、文化和教育目的范围影响下形成的生活方式。
2.1.2 社区参与
1887 年德国的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其《社区与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社区”概念，滕尼斯认为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化商业社会过渡中，人际关系特征及社会整合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存在“社区”与“社会”两种表现形式。社区主要存在于乡村社会中，在社区这种团体中，人群关系密切、注重人情味，共同利益上的血缘、情感和伦理规范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纽带，强调情感动机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亲密关系和信任关系。社区参与的历史不长，但已有不少对其的定义和解释。
刘纬华（2000）认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必须确立社区在旅游发展中的核心地位，社区居民应当获得参与旅游开发规划、决策、管理和平等获益的权利。章昌平等（2013）认为，社区参与旅游过程必须充分尊重社区意愿，社区参与村寨旅游开发要注重民族文化的保护，避免开发活动造成民族文化“失真”。保继刚等（2006）认为，社区参与旅游业发展是指在旅游业决策、开发、规划、管理、监督等全过程参与。本文认为旅游发展是促进社区发展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故采用保继刚等（2006）的定义。
...........................
2.2 相关理论基础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意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有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构成危害”，该理论内涵包括高效、可持续、公平和共同发展。1972 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讨论了环境发生变化对人类带来的影响。1983 年 11 月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 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交了《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可持续发展正式被提出。李来胜指出，可持续发展是人与自然、当代与后代、全球整体协调的发展。范柏乃认为，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需求经济与生态之间的动态平衡。《中国 21 世纪议程》对新世纪可持续发展战略进行了系统描述，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主体是社会发展系统，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论断，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在我国社会实践中的具体运用。该理论体系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是可持续发展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