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税收政策与征管论文，本文在用随机前沿方法（SFA）对税收征管效率进行评估的基础上，进一步 利用金三系统的上线作为政策冲击，研究金三系统在各省税务机关的应用对其税收征管效率的影响，研究样本期间为 2005-2016 年，主要采用 DID 进行实证回归，并结合 PSM-DID 对研究结论进行检验。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选题背景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税收收入不断增加，国家税收收入从 1994 年的5126.88 亿元到 2019 年的 157992.00 亿元[1]，增长了约 30%，即经济的较快发展为国家税收收入提供了充足的税源条件。但同时伴随着虚开、伪造以及代开发票的现象层出不穷，导致大量税款流失严重。为解决以增值税为主的新税制同旧的征管手段间的矛盾，管好增值税专用发票，最大程度的保障国家税款的征收，国家加强了对税收征管信息化的建设，金税工程全称为中国税收管理信息系统（CTAIS），是国家电子政务“十二金”工程之一，通过借鉴先进经验，将高科技手段与我国税收征收与管理实际相结合开发的税收高科技管理系统，以税收征管业务为主体，为的是实现各税务机关信息互联与共享、各项管理工作信息化与专业化，着重点是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监管，是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的“重头戏”。而基于税收征管抽象的概念与内容，对税收征管效果的定量化分析一直是个难题，而金三作为由试点到逐步推行的税收征管改革，为解决此难题提供了机会与可能（樊勇和李昊楠，2020）。
金税工程历经金税工程一、二、三期，从 1994 年上半年到 2001 年上半年，先后经历了一期与二期建设阶段，一期建立了增值税专用发票交叉稽核系统与防伪税控系统，前者主要通过企业提供专票，税务人员手工录入数据，由于开发系统的缺陷导致发票数据重复录入、人为错误率高、覆盖面窄等导致稽查结果正确率不高，因此，于 1996 年停止运行。2001 年开始金税工程二期运作，扩大了监控环节，取得了相对骄人的成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发票虚开、代开等假票问题，但由于其只能收集与稽核增值税专用发票且覆盖范围有限，偷漏税行为仍时有发生。金税工程一、二期的建设基本上堵塞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中存在的漏洞，但由于其仅处于计算机替代手工、单项应用等的税收信息化发展的起步与扩展阶段，数据的集成与整合应用不强，无法满足全面提高的税收征管工作水平的需要。为使税收信息化建设进入集成整合阶段，不断提高我国税收征管的效率，2001 年5 月 14 日，国家税务总局提出建设金税工程三期，2008 年 9 月 24 日，国家发改委审批通过了金三第一阶段设计方案，标志着金三建设正式全面启动。从 2013年上线试点到 2016 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上线，标志着我们完成税收信息化建设的集成整合阶段，并向协同提升阶段迈进。在金三试点七年之际，同时，税务总局也在准备金税工程四期的建设，那么，对金三政策效果的检验与总结就显得重要且迫切，金三系统应用对税收征管效率的影响究竟如何，是否征管效率显著提高？提高多少？是否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有没有产生时滞效应等作为本文研究的重点。
表 4.1 效率值度量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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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收征管效率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
就税收征管效率方面的研究，国内外主要从税收征管效率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展开，主要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随机前沿分析法（SFA）、税柄回归法、代表性税制法、Malmquist 生产效率指数法等的实证分析方法，同时，一些学者基于传统 DEA 等的不足拓展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如三阶段 DEA 模型、三阶段 Boot⁃strapped DEA 方法、三阶段 DEA-Malmquist 模型、Super-Sbmdea 模型、FDH 模型及多种非参数方法等。就税收征管效率水平而言，主要从一国整体税收、国税局、地税局、各单一税种及不同国家或地区等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展开系统全面的对比与研究。就税收征管效率影响因素而言，主要有税制因素、经济社会环境、政府行为、税务人员因素、征管技术水平等宏观因素。
就不同国家（地区）整体税收征管效率水平及影响因素而言。税收征管效率水平地区差异性显著，税收征管效率影响因素也呈现多元化。Alm et al.（2014）采用三阶段 DEA 和 SFA 模型评估了 28 个经合组织国家的税收效率，总体而言，这些国家在税收征管中可减少约 10%-16%的投入。Moesen et al.（2002）对比利时 289 个地方税务局的生产效率测算发现税务办公室的效率与税务办公室的规模直接相关。Ruy Lee（2013）测算韩国 6 个地区税务机关的效率发现自 1997 年金融危机以来效率明显下降（效率均值得分为 0.62）。Thirtleet et al.（2000）评估了 12 年间 15 个印第安纳州的税收效率，得出税收辖区的较小规模是导致税收征管效率低下的原因而非低技术效率。Ungureanu et al.（2015）通过使用 29 项绩效指标和 4 项效率指标对效率和效力提供更透明的衡量，从而使税务当局通过明确步骤削减征收成本，以提高税务机关行政效率。我国税收征管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总体效率水平不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李建军等（2012）研究我国 10年间省级间数据发现，税收征管效率整体水平由高到低排序为中部、西部、东部，且不同区域差距较小，但宋英杰（2012）、陈工等（2009）研究得出我国东部效率高于中西部，李华和朱玲轩（2018）通过 MIMIC 的多指标因素模型发现，经济总体量较小地区的税收征管效率水平高于经济总体量较大地区。王宝顺和于海峰（2012）指出我国地方税收征管平均存在 26.2%的投入浪费。杨得前（2010）采用 Malmquist 生产效率指数法动态研究得出，我国税收征管效率 11 年间年均提高了 3.6%，同时指出过多的税务人员数量是导致效率低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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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税收征管效率相关理论概述
第一节 相关概念介绍
一、金税工程三期介绍
金三作为全国统一税收信息系统，其投入应用标志着我国税收管理进入大数据集成管理时代。宏伟的金三建设主要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09-2014 年的试点阶段，2009 年国家税务总局启动金三应用软件开发测试等基础设施建设，2013 年金三主要征管应用系统、核心征管系统、个人税收管理系统等应用在重庆、山西、山东税务机关单轨上线运行，2014 年 10 月至年底，优化版的金三主要应用系统在广东、河南、内蒙古税务机关上线运行；第二阶段为 2015-2017 年底的全面推广阶段，截止 2015 年年底完成宁夏、河北、贵州、广西、云南、湖南、青海、海南、西藏、甘肃、安徽、新疆、四川、吉林等 14 个省、自治区的推广，截止 2016 年 10 月完成江西、福建、辽宁、黑龙江、天津、湖北、上海、北京、陕西、浙江、江苏等 11 个省、直辖市的上线运行，实现了金三的“全覆盖”和“大合龙”；第三个阶段为完善与验收阶段。
“一个平台、两级处理、三个覆盖、四个系统”总结为金三的总体目标（详见图 2.1）。其中，征收与管理系统包括了多项子系统，如核心征管系统、个人税收管理系统等；行政决策支持系统的功能较为丰富且强大，可对征管现状进行分析比较、可进行相关查询与统计计算，可进行信息、报表、风险等多项管理。
图 2.1 金三的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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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税收征管效率的理论基础
一、税收征收管理理论
税收征收与管理简称税收征管，其是税收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国家税务部门根据国家的各种税收法律与行政法规，按照一定的统一的标准，通过法定的程序，征收纳税人的应纳税款、组织其统一入库的一种行政行为，是实现税收管理的前提与关键。税收征收与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税收基础管理（主要有税务登记管理、账簿和凭证管理、发票管理等）、申报纳税、税款征收、税务检查、法律责任、税收争议的解决、税务代理与税务咨管理等（徐晓慧和牟彩艳，2008）。
二、税收征管成本及效率理论
税收效率的定义在不同的层面与视角有不同的定义，一般分为两层。第一个层面是微观层面的税收征管效率，也即为“税收净收入/税收总收入”；第二个层面是宏观层面的经济运行效率，也就是说税收不单单有利于带来直接的税收收入，还会使经济运行的损害最小。本文主要是对第一个层面的分析，定义的税收征管效率为以投入成本的最小化获得税收收入的最大化，因此对征税成本理论及税收征管效率理论的介绍非常必要。
税收征管成本从狭义的角度理解为税务机关征税时发生的费用，广义的征税成本还包括运行税制所发生的全部公共部门费用，本文所说的是狭义的税收征管成本。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771）在《税赋论》中首次提出了公平、简便、节省，成本涉及了税收成本问题（钱淑萍，2005）。18 世纪，亚当•斯密在其书中提出“平等、便利、确实与最小征收费用”四大税收原则（郭大力 等，1997），其后三项便是对税收成本与税收征管效率的阐述，本质内容均是尽量减轻或避免纳税人除了正税外的额外负担。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A.Wagner，1883）在《财政学》中提出了四大项九小点的税收原则，其中课税技术原则中关于税务行政管理的要求与亚当•斯密的后三项原则相似。让•巴蒂斯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