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税收政策与征管论文,笔者根据模型可知,更高的人均 GDP 没有转化为增值税税收收入,说明没有将大数据等技术充分运用在增值税税收征管中,也反映了当下增值税税收征管过程中存在着发票风险,依旧存在着偷逃税与虚开代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因此根据模型结果提出加强增值税税源管理、开发增值税反洗票系统的建议。另外,税务人员数系数为负反映了需要继续优化税务组织结构。除此之外,还提出推进增值税立法的建议,以此来提高我国增值税的税收征管效率。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一、选题背景
近年来,信息化进程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得到很大发展。利用金税系统,运用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等技术降低税收征管费用有利于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从而促进税收收入的增长。在税收信息化背景下,我国税收收入和成本呈现两个特点:一是税收收入随着经济发展快速增长,2011 年我国各项税收总收入为 89738.39 亿元,2019 年我国各项税收总收入 158000.46 亿元;二是税收收入增长的同时征税成本也在不断上升,根据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分税制改革之前,我国的征税成本约为 3%,分税制改革之后,我国的征税成本略有上升,到1996年上升了1.7%,而到2008年则又比1996年的4.7%上升了3.3%,达到了 8%。这两个特点就引出了如何在不使税收收入减少的情况下降低税收征管成本的思考,即如何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且目前研究具体税种征管效率的文献不足,增值税又是我国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为我国财政收入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本文将选增值税的征管效率为研究对象,试图探索税收信息化背景下提高增值税征管效率的办法,从而促进增值税税收收入的增长。
1994 年我国实施了工商税制改革,由此开始征管增值税,增值税专用发票最初是手写版发票,并由人工监控,这种管理模式使一些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通过伪造变造倒卖增值税专用发票来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但当时还没有信息化手段。2002 年,为避免伪造变造等违法行为,出现了信息化手段,增值税专用发票逐步发展为电脑版发票,2003 年 7 月 1 日起手写版发票便退出了历史舞台。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增值税专用发票密码区的密文也由数字密文转变为了二维码密文,由手工扫描认证的纸质发票升级为由纳税人网上选择确认需要抵扣的增值税电子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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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综述
(一)税收征管效率的实证研究综述
国外研究税收征管效率的方法主要有非参数法(DEA 和 FDH)和参数法(随机前沿分析法—SFA)。1978 年 Charnes,Cooper 和 Rhodes 提出数据包络分析法(DEA 方法),评价部门间的相对有效性。Barros(2007)1运用 DEA 模型,分析了里斯本税务局的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发现中央税务局实施的激励性监管未能实现既定目标,由此提出了一个基于治理环境框架的修正策略以提高效率。Katharaki 等人(2010)2利用 DEA 模型调查了 2001—2006 年间希腊 27 个税务局的相对效率,分析和讨论衡量税务机关效率的概念和方法。对 Tobit 结果的分析和讨论,揭示了外生的、非自由裁量的因素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税务机关的效率低下。Mattos(2011)3运用自由处置壳法(FDH)测算了巴西市政当局的税收征管效率,并结合最小二乘法和 Tobit 回归法,发现联邦政府更高的转移支付可能导致地方税收征管效率降低。Arvate 和 Mattos(2008)4结合 FDH 法与空间计量法评估了 3359 个巴西城市的税收效率并进行排序,研究了影响效率得分的因素,发现联邦和州向城市的转移和地方人均公共支出与其排名呈负相关。Aigner 和 Chu 于 1968 年提出了确定性随机前沿模型,Battese 和 Coell 在此基础上发展了随机前沿模型,加入随机变量 vit。Alfirman(2003)5运用 SFA 参数分析法,测算了印尼财产税和地方税两个税种税源的潜力,发现地方政府均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两个税种税源的潜力。他建议通过减少腐败、逃税来提高税收效率,另外,中央政府要将用于地方发展的 INPRES 补贴中的较大部分给予地方政府,以提高地方政府的税率。Lewis(2006)6运用 SFA 方法测算了印尼某地方政府的税收征管效率,发现其税收征管效率普遍低下,且中央转移支付的增加非但不会提高地方效率反而还会产生负作用,地方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能力也有很大差距,地方政府行政人员的选拔方式对行政成本效率没有显著影响。此外,还有学者将各种方法结合起来运用,如 Alm 和 Duncan(2014)1结合 DEA法和 SFA 法,测算了税收征管效率得分,发现各国应该能够以少于当前投入 10%至 16%的投入来获得目前的税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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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
第一节 税收征管效率基本概念
一、效率与技术效率
(一)效率的含义
效率在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定义,但其本质是基本相同的,即在有限的资源、时间等条件下达到最大的效用或者说最大的满足程度。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欲望的无限性,合理利用资源,尽可能地减少要素资源浪费,以满足人类需求的最大可能就是效率。在福利经济学中,效率即经济效率,是指经济活动中不存在使得至少一个人的境况变好而同时其他人境况不会变坏的情况,这时称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的状态。1如果一个人的境况得到改善而其他人境况也不会变坏,说明还存在改进空间,这时经济就不是最有效的。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效率就是单位时间内投入与产出的比率。效率有“微观”与“宏观”之分,“微观”效率可以用来分析某一个部门或企业的运行或生产效率;“宏观”效率指在一个经济体中,多种要素投入在不同产出之间合理的分配。
(二)技术效率的含义
“技术效率”一词最早由 Koopmans2提出,不同学科领域都在运用技术效率这个词。技术效率的解释运用到生产可能性边界这一概念。生产可能性边界是指多种投入要素不同组合下能生产出的最大产出的集合。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点都是有效率的,因为此时已经充分利用了现有资源,在现有管理体制、技术水平下不可能再使产出增大。Farrell(1957)3从投入角度给技术效率下了定义,即在产出相同的条件下各生产单元理想的最小的要素投入与实际要素投入之比,比值小于 1 说明存在技术非效率。Leibenstein(1966)1从产出角度给出了技术效率的定义,即在各要素投入相同的条件下各生产单元的实际产出与能够生产出的最大产出的比率。且实际产出与理想的最大产出之间的差距与最大产出的比率称作技术非效率。其后又有学者将技术效率分为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前者是由企业管理和技术因素影响的效率,后者是由企业规模因素影响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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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理论基础
、信息不对称理论
(一)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内涵
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市场交易中交易双方掌握的信息是不完全的,了解信息较少的一方处于劣势地位,掌握信息资源较多的一方在交易中处于优势地位,并会利用信息优势为自己谋取利益。交易中的信息一些是大家熟知的,一些是保密的,双方拥有的信息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都是有差异的,这就导致双方都不能透彻地了解对方。那么手握信息多的人将拥有主动权和话语权,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随之产生,信息量少的一方将不可避免的、或多或少的受到对方“宰割”。
导致这种信息不平衡的因素有:一是交易一方故意隐瞒对另一方不利的信息,只透露对对方有利的信息,进而误导对方的决策,使自己获取更大利益。二是交易者对交易过程分析不透彻,导致交易失利。另外,交易发生前后都可能会发生信息不对称,分为“事前”不对称和“事后”不对称。前者是指一方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而误导对方决策,后者是指双方约定合作,建立了委托—被委托关系,被委托者利用委托者不了解的信息为自己谋利益,从而损害了委托人的利益。
(二)税收征管中的信息不对称
对纳税人来说,他在缴税过程中会有信息优势,也会有信息劣势。当他隐瞒自己的信息,拥有信息优势时,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他可能会产生偷逃税的行为,而且此时税务机关处于信息劣势,也很难搜集纳税人偷逃税的证据或者根本不知道纳税人的这种行为。相反,纳税人也可能会处于信息劣势,进而产生漏税等行为,这是由于纳税人错误理解税收政策或知识过时、算错税额、申报出错等因素导致的。
对税务机关来说,税务人员与税务机构之间、税务机构与政府之间都存在委托—被委托的关系,由于每个环节上各方利益目标不一致,所以各个环节都可能发生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一是税务干部利用与税务机构信息不对称的关系发生寻租。二是各级税务机关之间的利益目标不一致,将导致税收工作效率低下。三是税务机构可能错误解释税收政策,做出有利于自身的行为,违背政府的政策目的。
表 3.1 我国 2011 年-2018 年增值税征管效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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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国增值税征管历程与现状分析 ································ 20
第一节 我国增值税征管的发展历程 ································ 20
一、增值税纳税人的分类 ························ 20
二、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及税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