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专业硕士论文:论西部大开发的税收政策取向
摘要:本文在回顾有关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文献的基础上,对我国各地区的税收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西部地区的税负相对较高,各地区的边际税率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并解释了西部地区税负较重的原因,最后从改革税制、调整税收优惠、机构改革和增加转移支付方面,提出促进西部大开发的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税收 边际税率 经济增长 西部大开发
一、引言
从理论上说,税收具有负的经济效应。在凯恩斯主义中,税收对总产出的乘数效应是负的,即对经济是紧缩性的。供给学派更是认为较高的边际税率,妨碍了经济活动的水平及其增长率,主张大力削减边际税率。
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虽然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税收只会降低产出水平的路径和向稳态转形期间的经济增长率,因为在标准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物质资本是唯一可积累的生产要素,经济的稳态增长率由外生的技术进步率给定,资本和劳动的所得税虽然都降低了稳态收入水平,但它们对经济稳态增长率没有作用,只能在经济趋于稳态的转型路径上影响经济增长率。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对劳动和资本征收所得税一般都会降低经济的长期增长率。例如, Rebelo(1991)在以物质和人力资本为投入的两部门模型中,发现投资税率越高经济增长率越低,提高所得税率会降低经济的长期增长率。Devereux和Love(1994)在一个两部门内生模型中表明,增加资本所得税、工资税和消费税都降低了经济的平衡增长率。
从税收改革实验看,卢卡斯(Lucas,1990)假定劳动供给具有弹性,人力资本只用人力资本来生产,人力资本部门不征税。他把资本税率降至0,而把劳动税率提高到0.46,这时如果劳动供给无弹性,则税收变化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在劳动供给有弹性时,经济增长率降低0.03%。King和Rebelo(1990)假定劳动供给无弹性,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资本收益课税不扣除折旧,把所有税收提高10%、把资本税率增加10%分别使经济增长率下降15.2%和0.52%,在特定参数取值改变时分别使经济增长下降0.67%和0.11%。Jones、Manuelli和Rossi(1993)假定劳动供给有弹性,人力资本生产函数包括人力资本和市场商品两种投入,人力资本部门使用的人力资本不征税,市场商品生产部门的所有要素都征税,采用柯布—道格拉斯技术,在其参数取值下,消除所有税收可分别使经济增长率提高3.5和8.3个百分点。Pecorino(1994)在人力资本生产也使用物质资本且其劳动投入部分征税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中,尽量使用和卢卡斯相同的参数值设置,在对物质资本所得免税,同时提高工资税以保持财政收入不变时,经济增长率从1.5%下降到1.37%,但在以消费税取代所得税时,则可以使经济增长率上升到2.56%。但亦存在税收基本不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率的观点。
Harberger(1964)利用增长核算框架显示,直接税和间接税组合的变化对产出增长的影响可以忽略,因为它对劳动供给的增长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小得可以忽略,对储蓄和投资率的影响也不够大,估计税收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足0.1或0.2个百分点。Mendoza、Milesi-Ferretti和Asea(1997)的内生增长模型,根据美国经济进行的模拟分析表明,税率变动10%,虽然导致长期投资率变化1~2个百分点,但产出的长期增长率只改变约0.2个百分点,也支持税收基本不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率的观点。在经验研究方面, Oakland(1978)得出税收对经济增长可能只有很弱效应的结论, Carlton(1983)发现税收与经济增长没有关系, Wa-sylenko-Mcguire(1985)和Wheat(1986)也得出类似结果。Garrison和Lee(1992)利用63个国家1970~1984年数据,发现平均税率和边际税率都不影响经济增长,因为一旦考虑到人均GDP水平,税率与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就不再显著,也没有发现提高边际税率降低资本积累或劳动力增长的证据。但Kleine(1977)、Grieson(1980)、Grieson等(1977)研究的结果是二者负相关。Marsden(1983)找出10对国家,每对国家的人均收入大致相等,但税收占GDP比重不同,利用70年代的数据,发现低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比高税国家大。Newman(1983)利用两个时期的跨地区数据,发现公司所得税率对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Reynolds(1985)利用分类和对比方法,揭示出边际税率与经济增长负相关。Koester和Komendi(1989)利用63个国家1970~1979年数据,发现在考虑平均税率时,提高边际税率对经济活动水平具有负影响。Plosser(1992)计算24个OECD国家1960~1989年人均真实增长率和对收入、利润征税占GDP比例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52,提高平均税率0.05个百分点会使经济增长率降低0.4个百分点。我们认为,总体上说,在只考虑税收而不考虑财政支出时,税收倾向于降低经济增长率:首先,折旧扣除低,企业所得税重,不激励资本存量的净增长;其次,个人所得税率较高,不鼓励劳动力参与和增加工作时间,扭曲人们对职业的选择,或降低劳动力对教育、技术和培训的兴趣,减少劳动供给;第三,税收较重,不利于企业进行研究开发和风险资本投资,从而不利于生产率增长;第四,税收政策因扭曲投资,使投资由重税部门流向生产率低的轻税部门,而影响资本的边际生产力;第五,对劳动征税较重,不鼓励人们在社会生产率较高但税负较重的部门工作,从而会扭曲人力资本的有效使用(刘溶沧、马拴友,2002)。下面主要在1994年的税制和分税制体制框架下,分析我国税收政策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出促进我国西部大开发的税收政策建议。
二、地方税收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1.各地区税负比较在衡量各地区的税负时,我们可以采用4个指标:一是地方政府的税收(不考虑中央政府从各地区征收的税收),考虑到中央税收在全国大致相同,它又是地方政府在发展本地经济中的不可控变量,地方税占地方GDP的比重基本能反映各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二是各地区承担的预算收入,它包括地方本级一般预算收入和上划中央“两税”收入(消费税和增值税的75%),比地方税更为全面反映地方经济承担的税
收;三是政府财政收入口径,即在预算收入基础上,加上地区本级预算外资金收入、地区本级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和1997年后纳入预算管理的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是反映地方税负的最全面指标;四是生产税净额,即政府对各地区生产单位征收的各种税、附加和规费减去政府对生产单位提供的各种补贴后的净额。如果说前三者本质上都是总负担的概念,而只是范围上的差别,那么后者完全是一种扣除从政府得到的补贴等转移收入后的净负担概念。首先,从最狭义的地方税负担看,各地区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占其GDP的比重, 1994~2001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平均为6.3%、4.3%和5.3%(表1)。其中,2001年,全国31个省份的地方税负分布,如图1。西部地区的地方税负约比中部地区高1个百分点,说明西部地区的地方税负相对较重。其次,从比较全面的税负看,无论是一般预算收入还是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口径统计,“九五”时期都表现为“西部最高、东部次之、中部最低”的格局。从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看,1994~2001年,全国平均值为10.4%,其中西部地区平均为11.3%,东部地区平均为11.0%,中部地区平均为8.8%(见图2),西部地区的税负平均最高。第三,从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看,“九五”时期,全国平均值为16.79%。其中,西部地区平均为18.36%,东部地区平均为17.44%,中部地区平均为14.91%(见图3),西部地区的税负比东部高1个百分点,比中部高3.5个百分点。第四,从净负担看,1994~2001年,东部地区生产税净额占GDP的比重平均为14.2%,中部地区为12.5%,西部地区为13.4%,西部地区比中部地区高0.7个百分点(表2)。其中,2001年各省份的净税负,如图4。总负担呈“U”型分布,而考虑政府对各地区的转移支付和对生产单位的补贴以后,净税负呈东部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
的格局,说明东部地区得到的补贴相对较少,中西部得到补贴相对较多,其中西部地区的净税负高于中部地区。一般来说,东部和中部地区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企业效益比较好,可以承担的税负水平较高,但实际税负却较低。西部地区由于相对落后,收入水平低,企业效益较差,可承担的税负水平也较低,但实际税负水平却较高。这种税负状况不利于西部地区发展,也从税收方面说明了西部地区发展缓慢的原因,下面我们将从计量检验方面证明这一点。
2.地方边际税率与区域经济增长因为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主要指边际税率,我们主要分析边际税率与地方经济的关系,首先估计各地区的边际税率。为估计某一经济的实际边际税率,可以每年的真实税收收入T对当期的真实GDP进行回归,即建立以下回归方程:T=β0+β1GDP+β2D+β3D·GDP+ε(1)其中,ε是误差项;在税制没有大的变动情况下,税收对GDP的导数或斜率β1,就是总收入的边际税率,它近似衡量了GDP增加对税收增加的影响,是样本期的平均边际税率;截距项β0一般应为负,表示一部分GDP没有纳税,同时截距异于0也表明平均税率和边际税率显著不同,因为只有在β0=0时,β1=T/ GDP才是平均税率(宏观税负)。在税制变动时,必须引入制度(哑)变量,为此我们引入两个哑变量来表示1994年新税制改革: D是水平哑变量, D·GDP是斜率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