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调节变量而言，样本企业高管持股水平的均值为0.1078，标准差为0.1602，最小值为0.0000，最大值为0.6378，这能够说明从总体上来看我国高科技制造企业中高管人员持股水平不高，并且不同企业之间存在很大程度的差异，在部分样本企业中高管人员持股比例为零。企业人力资本的均值为3.8617，标准差为5.2876，最小值为0.0000，最大值为28.2500，由此可见不同企业之间的人力资本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企业取得的财政科技补贴的均值为0.3022，标准差为0.5835，最小值为0.0000，最大值为3.7839，由此可见不同企业所取得的财政科技补贴资源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第6章结论与展望
6.1研究结论
企业作为创新行为的重要主体，其创新活动受多种因素影响。近年来受疫情影响，众多企业面临期望绩效落差，因此，探究期望绩效落差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行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考虑到高科技制造企业在实现国家创新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创新行为对高科技制造企业发展的独特意义，本文以2012年至2020年中国高科技制造行业上市企业为样本，检验企业期望绩效落差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同时，考虑到企业在期望绩效落差状态下的创新行为会受到高管因素和创新资源的影响，本文引入了高管持股水平和创新资源作为调节变量，分析高管持股水平、创新资源以及二者的交互调节作用。研究发现：
第一，期望绩效落差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积极影响。这说明在技术竞争加剧的时代背景下，持续的创新行为是各类企业尤其是高科技制造企业生存的基础。当出现期望绩效落差时，企业会感知到当前战略难以适应市场的变化。并且期望绩效落差的出现会向利益相关者传递不利信号，对企业经营合法性造成影响。而创新可以帮助企业构建核心竞争力，使企业在行业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为了维护企业长远价值、声誉和外部合法地位，企业在期望绩效落差状态下会积极实施创新行为，以期实现触底反弹。
第二，高管持股水平正向调节期望绩效落差和企业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持股使企业高管人员同时具有管理层和股东的双重身份，弥补了高管人员在期望绩效落差状态时制定创新决策将要承担的高风险。因而，在面对期望绩效落差时，为了维护个人和企业长期利益，持股水平较高的高管人员将提高风险承担水平，有更高的意愿实施创新行为。另一方面，持股使高管人员在创新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拥有一定话语权，为高管人员实施创新行为提供了权力基础。因此，在同等的期望绩效落差状态下，高管持股水平较高的企业，实施创新行为的积极性更高。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