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企业管理论文，，本文以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资源依赖、委托代理理论、烙印理论，研究了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对民营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并对其中的影响路径进行了探究，同时本文将民营企业CEO金融背景这一特殊的管理者特质引入研究框架。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研究背景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实体经济的壮大是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根基，但是，近年来中国非金融企业金融投资上升而实体投资下降的现象引人注目。大量实体企业资金被用于购买金融产品，流入金融市场。企业热衷金融投资是经济“脱实向虚”的微观表现形式，倘若企业金融化的趋势未得到有效扼制，那么将会加剧金融市场波动，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严重抑制实体经济发展[1,2]，对经济高质量发展造成巨大损伤。
近年来，实体经济增速放缓，而金融业的发展却日头更盛，发达国家的金融扩张在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的打击后，速度放缓，但是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金融业在中国的扩张却愈加迅速。实体企业纷纷将触角伸向金融领域，表现出明显的金融化趋势[3]。众所周知，实体经济是推动国家发展最基础的推动力，国家强盛，社会发展最终还是要依靠实体经济的壮大。如果实体企业热衷于金融投资，金融资产在企业资产中的占比大幅度提升，企业的获利渠道也主要来自金融投资而不是主业的壮大，进而忽视主营业务的提升和发展，这势必会导致严重的“脱实向虚”问题，给国家经济发展埋下一大隐患[4]。针对经济“脱实向虚”问题，国家十分重视，在2019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主席进一步强调，“做实体，要做好主业，守住本分”。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证监会也联合发文，强调非金融企业应围绕自身主业发展需要进行金融投资，避免盲目扩张和脱实向虚。这充分说明，从政府到理论界再到实务界，对实体企业金融化问题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众多文献研究证明，非金融企业过度热衷于金融化，对整体经济和企业本身都造成了诸多的负面影响，例如抑制创新[5]，挤出实业投资[3]，损害企业的未来主业业绩[3]，提升股价崩盘概率[2]等等，若任其发展下去，必然会造成经济和企业“脱实向虚”加剧，这无疑会给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造成负面影响。通过对企业金融化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企业金融化的负面影响已经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与认同[6]，社会各界都在对如何抑制企业金融化并化解其负面影响进行着积极的探索[7]。
1.2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1.2.1研究思路
首先，在阅读大量文献后，本文发现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将大量资源投向金融市场而不是主营业务，金融资产在总资产中的占比逐渐提高，致使我国经济“脱实向虚”风险加大，这其中民营企业热衷于金融投资的现象也不容乐观。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特点，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长期面临产权歧视，在获取优质实体投资机会、政策扶持、行业进入、融资等方面长期处于劣势地位，因此我国民营实体企业将大量资源进行金融投资而非投入主业的现象加剧，这可能在短期内带来较高利润，但是也挤占了企业本该用于主业发展的资源，使企业承担了更多来自资本市场波动的风险，不利于企业专注于核心竞争力的打造提升和长期发展。通过进一步文献阅读，发现国有企业参与混改引入民营资本，对国有企业的发展在诸多方面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随着新一轮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的开启，对于“双向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其是否能够对民营企业的发展也产生促进效应。基于以上背景，本文提出“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能否抑制民营企业金融化”这一研究问题。
然后，从本研究的研究问题与研究框架出发，通过文献分析法，本文从国有资本参股的经济后果、企业金融化的相关研究、管理者特质的相关研究三方面进行已有研究成果的文献梳理。在进行相关文献梳理后，利用理论归纳与演绎的方法，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烙印理论，围绕以下三项研究内容展开理论分析与论证：（1）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2）CEO金融背景对国有资本参股与民营企业金融化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3）实体投资、第一类代理成本、民企社会责任在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金融化影响过程中起到的中介作用。随后，本文根据研究需要进行相关数据搜集，并设计对应实证模型，借助STATA软件对研究内容进行实证分析。
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问题、理论分析以及实证检验结果，总结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金融化的影响，进一步得出结论和启示。
第2章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理论基础
2.1.1资源依赖理论
资源依赖理论指出，企业仅靠自身无法得到生产活动所需的全部资源，企业需要通过各种途径从外界获取资源，以维持正常运行[13]。因此，如何稳定地从利益相关者那里取得自身所需的核心资源，成为了企业稳定发展的关键。学者们研究发现，企业会通过政治关联[14]、构建组织联盟等途径建立稳定获取关键资源的渠道，以提升自己对关键资源获取的掌控。在企业经营过程中，企业发展所需的众多重要资源都由利益相关者所把控，而这些关键资源企业往往又不能自给自足，资源依赖理论指出，与这些利益相关者建立稳定的关系对于公司来说极其重要[15]。在我国，政府掌控着许多关键且高质量的资源，这些资源对企业来说是重要且稀缺的，并且往往难以从其他渠道获取。因此，如何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对企业获取核心资源是非常重要的。国有资本与政府有天然的联系，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后，国有股权及其政治嵌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民企克服长期遭受的产权歧视和非市场化待遇，突破在某些关键资源获取方面的瓶颈，为民营企业带来了其发展欠缺的资源优势。
2.1.2委托代理理论
1976年，Jensen和Meckling[16]提出了委托代理理论，对公司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进行了探讨。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更加细化且明确，专业人才的专业优势越来越明显，各个行业对于从业者专业素养的要求越来越高，不同行业之间的职业进入壁垒愈加明显。在此背景下，对于企业主来说，集所有者和经营者于一身的难度已经非常之大。专业能力和精力的不足使得企业所有者不得不聘请专业的管理人才代替自己打理企业，也就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企业所有者为委托人，聘请的专业经营管理人员为代理人。并且，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分散进行投资的做法越来越被投资者所接受，因此单项投资的收益与亏损对投资者个人的影响逐渐变小，限于有限的精力和较低的付出回报比，众多进行分散化投资的投资者对于企业内部经营情况的干预程度越来越低[17]，于是，公司的剩余控制权逐渐地被以职业经理人为代表的代理人所把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成为了当代企业的基本治理形式，在此情况下，职业经理人的决策权和信息优势愈加明显，为代理问题的出现和代理成本的产生提供了空间。
2.2文献综述
2.2.1国有资本参股的经济后果
有关不同性质股权混合的相关研究，早期学者们更多关注国有企业通过混改引入民营资本这一方向，并且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众多研究成果验证了国有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带了的多方面好处，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不少有益的建议。熊爱华（2021）研究发现，国企参与混改促进了其创新绩效的提升，非国有股东的治理效应起到了显著作用[26]。周绍妮（2020）指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升了国企的内部控制质量[27]。蔡贵龙等（2018）研究也表明，混改可以完善国企高管的薪酬契约，这其中，非国有股东派驻的董事起到了明显作用[28]。其他学者也指出，国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使自身的政策性负担获得一定降低[29]，还降低企业运营风险水平[30]，这些都使国企日常经营状况得到改善，在整体上提升国有企业绩效[8]。
随着新一轮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的开启，学术界和实务界开始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另一方向进行了广泛关注，涌现出越来越多有关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的研究成果。首先，学者们发现，国有资本参股能够为民营企业发展带来多种资源优势。在我国，各级政府是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参与者和责任人，制定推出涉及招商引资等的各类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并且对企业发展进行行政性支持，政府与企业之间进行着丰富的政企互动[31]。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特点，国有企业在政府资源分配过程中往往受到特殊“关爱”，在此情况下，民企则只能主要集中于市场竞争激烈的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宋增基（2014）的研究指出，国有股权与政府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国有股权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纽带”，企业引入国有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也就与政府建立了“共生关系”，这能帮助企业在那些受政府干预分配的资源的获取方面拥有更大优势[32]。Krueger（1974）提出，企业与政府建立政治联系，进而可以帮助企业获取发展所需的重要稀缺资源[33]。Hellma（1999）基于发展中国家样本，研究指出企业与政府所建立的紧密联系，让企业产权获得政府的保护，并且他也研究发现这种关系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外部资源，并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绩效[34]。余汉（2017）从提升企业声誉的视角研究发现，国有股东能够为企业起到官方背书的作用，这能给民企带来声誉担保，帮助其得到更多资源和发展空间[35]。部分学者研究也发现，国有资本参股能够帮助企业在行业进入方面获得优势。例如，李文贵（2017）研究指出，国有股东能够帮助民营企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在市场上所受的“产权歧视”，并且在行业进入方面也有了更好的境况[36]。
第3章 理论推导与假设提出 ............................ 19
3.1 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 19
3.2 CEO金融背景的调节作用 ...................... 20
第4章 研究设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