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研究农村经济的论文，本文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在整理归纳农户借贷的福利影响、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和福利效应的相关经典著作基础上，基于辽宁省地区 982 份农户调研数据，描述统计分析农户基本特征、参与户农地抵押贷款行为特征、参与户关于农地抵押贷款对福利增长影响的主观看法，并对比分析农地抵押贷款参与户和未参与户的福利指标和其他特征的均值。基于 OLS、处理效应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实证结果，系统分析农地抵押贷款对农户福利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分析农地抵押贷款对不同规模农户、不同教育水平农户的福利影响，分析福利效应差别。
第一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位于“三农”核心位置的农民，一直是国家和政府特别关注的对象。而在农业投资发展中占重要位置的农户，其资金积累能力较低，加之农村金融供给总量缺乏、信贷方式有限、信贷资金倾多投放于非农领域等问题，致使农户总体融资能力较差，农业投资能力受到严重制约，影响着农村的发展，因此以借贷行为为核心的农户融资行为向来是学者们关注研究的重点。我国农业产业结构随时代需求不断变革调整，农村发展越来越多元化、与市场联系紧密，农户显现出对生产经营资金旺盛的需求，然而农户因不能提供金融机构认可的抵押物而难以获得信贷资金，与大量农村资产闲置无法作为抵押物之间的矛盾，加剧了农村金融抑制程度，农民收入增加受阻、农业发展效率有待提高，不利于农村发展活力的迸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的开端，是起源于 2008 年中部和东北地区进行的“创新贷款担保方式，扩大有效担保品范围”的试点中。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明确“在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稳定农户承包权、盘活土地经营权，允许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贷款”。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且长久不变，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可依法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
从国家明确允许农户可通过抵押土地经营权从金融机构融资，发展至今，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已运行接近 6 年的时间，那么这项政策在运行过程中成效怎样？是否给农户带来切身利益的增加？为促进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水平的提高、经济增效和增强农户福利效应，深入了解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实践能否真正有利于农民增收、农民生活水平提升，探讨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行为对农户福利的影响尤为重要。基于此，本文利用辽宁省地区农户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对农户福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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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1.2.1 国外研究动态
（1）农户借贷的福利影响相关研究
目前关于农户借贷对农户福利的影响有两种不同的结论。有部分学者持农户借贷对农户福利增长并无显著效果的观点，Duffet al.（2013）基于对印度小额贷款户的调查，认为小额贷款不能对信贷成员的消费水平产生显著影响。Creponet al.（2014）从摩纳哥借贷农户的调查中发现，借贷促进了农业、畜牧业等有关农业经营收入的提高，却使得外出务工打零工的收入降低，总体看贷款并不能提高借贷户的总体收入。Angelucci etal．( 2015) 利用墨西哥康帕图银行的贷款户数据，研究发现信贷供给的放宽对家庭总收入、经营生产收入、打工收入以及消费支出不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大多数学者认为农户借贷促进了农户福利的增长，Binswanger 和 Khandkzr（1995）基于印度家庭数据探析正规贷款的经济成效，结果发现贷款使得农户的生产成果和家庭收入水平得到了显著增加，同时农村发展水平起到了一定的提升。Pit&Khandker( 1998)使用孟加拉调研数据研究信贷的经济成效与福利影响，发现获得借贷资金的农户，其产出水平显著提升，农户信贷行为拉高了孟加拉贫困农户的福利水平。Kellees（2002）整体分析中国和印度的小额的信贷、非正规金融机构得出，其在两国各自的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Pitt 和 Khandker(2002)通过对孟加拉情况研究，认为农户获得贷款能促进其产出水平的增加，对当地贫困户的收入及福利水平起正向影响，当地经济水平提高。Shahidur R．Khandker（2003）指出农村借贷是农村金融促进农户收入提升的重要桥梁，从而，农村借贷的贷款资金的合理运用，能够显著提高农户的家庭收入水平。Guirkinger&Bouche（2008）通过研究也发现：农户借贷资金的供给增多促进农业的兴旺。Sailbal Kar&Sugata Marjit（2009）通过分析非洲和拉美国家的情况得出：非正规信贷对居民收入的增长具有正向影响，促进农户福利提升。Crepon 等（2014）认为对于一直以农业生产活动为主的农户而言，小额信贷的资金的运用，对农户农产品的销售量和支出具有正向影响，进而促进农业收入的增加。Xavier（1993）、Zeller（1998）、Nobu（2000）、Milgrom（2001）和 Elizabeth Jonathan Morduch（2003）等人通过对农户借贷的研究发现：农户有效利用贷款获得的经营性资金能增加其收入，与此同时，农户也有可能把握住到来的投资机遇、促进农户消费的增加和维持或扩大生产规模，可以显著改善贫困农户的实际生活水平，福利状况得以提高，最终促进农业兴旺发展和促进农村经济水平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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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农地经营权
关于农地经营权概念的界定，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各自的界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有关农地经营权规定，以及曹瓅（2017）、任笑男（2019）、陈淑玲（2019）等学者对农地经营权的界定，本文认为农地经营权是农地经营者通过家庭承包方式、或者通过出租、转让等方式获得农村集体或国家所有的农村土地的使用权。农地经营者有权在拥有农地经营权的土地上开展农业相关活动，并享有对农业活动所产生的经济利益进行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同时可以在法律规则框架下进行流转、抵押和担保等行为。
2.1.2 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
本文结合 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三权分置”相关内容、2016 年国家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有关政策以及曹瓅（2017）、张欣（2018）和汪兴旺（2019）在文中观点的论述，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界定是农业经营者在对土地所有权、承包权清晰认识，维持农地农业生产经营性质不做更改的情况下，基于依法确权登记的基础，将农地经营权做抵押向银行业金融机构申请借贷，并承诺按期还本付息的贷款行为。（下文简称农地抵押贷款）
2.1.3 农户福利
对于福利内涵的探讨，一直是国内外学者们极其关注的热点，虽然未得出明确统一的定论，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学者从未停止对福利内涵丰富和完善的历程。
旧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1920）提出，福利是一种意识、感觉，其表现为一种满足，是人们心理上主观性质的评价。旧福利经济学认为利益是福利的实际表现形式，用经济收入高低衡量福利水平，重视经济福利，而忽略非经济福利。马歇尔、穆勒也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
新福利经济学持不同的观点，福利的大小不具有具体的反应指标，只有自身倾向，是一种主观的序数论，用“偏好”来表示福利。Harsanyi（1997）认为，“知情偏好”与“实际偏好”（福利）不同。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2006）也提出，福利可以被看做一种苦乐感觉，就是一段时间的总快乐与总折磨的差值，是主观上的。
不同于已有观点，阿马蒂亚·森（1983）创造性的提出了基于“可行能力”的福利研究理论，重点关注功能、能力和自由等概念，其认为福利不能仅依靠效用作为评价标准，要用个体拥有的追求有价值功能的能力（可行能力）衡量福利大小一个人的福利状况。各种不同福利的定位，都是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背景而赋予其不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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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相关理论基础
2.2.1 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经济学家 Davis 和 North 在研究了发达国家 20 世纪后期发生的，失业、社会动荡、国家不稳的困境现象出现的原因后，认为制度变迁发生的根源是对已存旧制度未能将最大化利润产出，即存在可以挖掘的潜在利润。预期收益将会大于预期成本这一预想，新制度的出现可能可以获得潜在利润，推动了制度变迁的发生，否则制度会是稳定的，不会发生变迁。具体来说，交易成本从根本上导致制度变迁，制度环境为制度变迁提供外在推动，行为主体间强力的博弈决定着制度变迁的结局。
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制度变迁包括诱致性和强制性变迁两种方式。诱致性变迁的变革是从基层到上层的，是个人或团体主动发起的，为获得新制度可能带来的潜在利益，通过组织、行动和推广等路径推动的制度变革，在这一情况发生时，国家和政府被动适应，可起引导作用。而强制性变迁是从上层到基层的变革，国家和政府发布政策法规、指令指示，具有强制执行特征，推动的新制度的发展。前者能充分显现基层民众的积极主动性，当容易耗费时间和成本、可能存在搭便车行为；后者因其强制性推动，可以节省费用，具有规模性改变，但基层民众积极性可能不高。综合来看，这两种制度变迁形式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共同推动新制度的出现，更利于国家稳定，满足民众的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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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描述性统计分析........................................16
3.1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16
3.1.1 数据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