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金融学论文，本文分析了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金融集聚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渠道以及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并进行了实证检验。在理论层面，金融集聚通过影响企业投融资行为、政府干预新型城镇化的程度以及个人的消费投资行为影响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我国现处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型的关键节点。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大量农村人口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实现向城市的转移，进一步推进了人口城镇化。为巩固现阶段脱贫攻坚的成果，使人民群众获得扎扎实实的满足感、归属感，就要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2012 年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概念，两年后又进一步地发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以下称之为规划）。规划提出，要建设以政府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的、以人为本为核心的、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重要内容的新型城镇化。我国城镇化发展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以后城镇化水平急剧提升，已经进入了 30%-70%的城镇化快速发展区间。然而一直以来的粗放式发展带来了诸多问题，如体制机制不健全、城市规划不合理、资源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的城镇化发展问题成为了经济社会发展隐患。因此必须结合我国国情，遵循城镇化的发展规律，形成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其核心要求是“以人为本、公平共享”，在此基础上综合推动农村人口市民化、城市布局科学化、城市发展持续化、城乡发展一体化。基于此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可以分为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政策以及上述四个层面的政策。具体政策时间轴见图 1.1。
图 1.1 新型城镇化政策时间轴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其对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区域运行报告（2019）》指出，到 2018 年末，东部地区省份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约为 99.6万亿元，占全国总体水平的 55.3%；东部地区银行机构网点数达 9.1 万家，占全国总体水平的 44.4%；东部地区银行从业人员 174 万人，占全国这一数字的 49.3%。东部地区汇集了最多的金融资源。作为我国的金融中心，2018 年上海更是以 5781.6 亿的金融业增加占全国总体水平的 8.2%。可见，在全国范围内金融集聚的动态演进趋势日渐凸显，其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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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1.2.1 研究内容 本文从理论出发，依次分析了金融集聚促进了新型城镇化发展、基于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技术进步的促进渠道、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在实证层面，本文首先创建了包含 4 个维度 18 个指标的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了新型城镇化指数，并借助新型城镇化指数分析了我国新型城镇化总体发展趋势和地区发展差异。其次，本文借助面板数据模型、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二者之间的关系、基于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技术进步的促进渠道；进一步地，本文借助Moran’Ⅰ指数以及Moran散点图分析新型城镇化指数的空间特性。建立空间自回归模型(SAR)、空间误差模型(SEM)分析二者间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后，综合以上研究结论提出针对区域间新型城镇化水平协同提升的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六个章节：
第一章节为绪论。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与方法、文章的创新点、不足与展望。
第二章节为文献综述。这一部分系统地梳理了三个层次的文献，分别是：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金融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借鉴总结已有文献，为本文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第三章节为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理论分析。这一章节包括相关概念界定、理论基础、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理论分析。在国内外学者对金融集聚以及新型城镇化概念的基础上，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明晰了金融集聚和新型城镇化的定义；之后结合金融发展理论、产业集聚理论和金融地理学理论提出了本文的四个研究假设：金融集聚会促进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金融集聚会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金融集聚通过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第四章节为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首先介绍了熵值法，之后基于熵值法构建了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测算了 2004-2018 年省际新型城镇化指数。根据新型城镇化指数计算结果分析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总体趋势以及区域发展差异。
第五章节为实证研究。首先介绍了选取的变量；其次介绍了面板数据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空间误差模型（SEM）、空间自回归模型（SAR）的具体设定形式；最后检验了第三章所提出的四个研究假设。
第六章节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得出研究结论并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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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金融发展与金融集聚对城镇化影响
（1）金融发展对城镇化影响
外国学者侧重于从金融发展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分析其对城镇化的支持作用。从基本交通设施建设的角度而言，Dematteis（1996）认为，城市的基础交通建设往往依赖大量资金投入，而金融发展会带来大量资金，金融发展通过为城市交通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进而推进城市化。Peter（1993）在对洛杉矶进行研究后得出相似结论。而 Kim et al（1997）、Teranishi et al（1997）从房地产行业发展以及城市基础建设角度分析了金融对其支持作用，进而影响城镇化发展。Cho et al（2003）对美国城市进行分析，认为城镇化建设离不开土地规划，而土地规划需要大量的持续的资金，金融发展通过为土地规划提供资金促进城镇化水平升级。
国内学者则从人口城镇化的视角研究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发展加快了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孙永强（2012）对企业生产函数进行了扩展，认为企业的外部融资是独立于企业内部物质资本的另一种生产要素。在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将外部融资资金纳入传统生产函数。分别讨论了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差异，认为城市和农村的外部融资规模扩大会分别提升其收入水平。正是由于这种机制，金融发展促进了以人口城乡间流转程度为衡量的城镇化。但随城乡差异扩大，促进作用会减弱。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二者之间存在复杂多重的双向影响机制。罗琼（2016）将金融发展分为金融的政策性发展和金融的商业化发展，从金融发展的两个层面借助了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模型分别检验全国、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金融发展对新型城镇化指数以及新型城镇化各个具体层面指数的影响，发现金融发展和新型城镇化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中，以货币活动为代表的商业化发展相应地会促进经济层面的发展。郑长德（2007）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进行了分析，认为金融中介发展和城镇化发展之间互为因果，一方面，金融中介发展通过提高储蓄转化率、管控风险、合理配置资源流动、完善金融市场等方式促进城镇化。另一方面，城镇化使包括货币资金在内的各类资源向区域内部运动，又进一步促进了金融中介发展。邵光清和谢云（2013）从中长期以及短期的角度分别进行检验，发现短期内金融发展促进城镇化发展；中长期内二者互为因果，金融发展通过促进资本、劳动力要素向城市运动促进了城镇化发展，同时金融发展通过区域经济增长也推动了城镇化进程；而城镇化促进了金融市场化进而为金融发展提供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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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
首先，一些学者分析了金融集聚和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关联。基于因子分析，陈立泰和刘倩（2012）创建了描述银行、证券、保险业的集聚程度的金融集聚发展指数、以及衡量城镇化发展所需要素以及综合发展质量的城镇化发展指数，之后对西部十二省份 2006-2010 年数据进行回归，发现金融集聚为城镇化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而城镇化发展为金融集聚提供了基础设施优势、外商投资环境优势等，进而在西部地区金融集聚与新型城镇化二者在短期内互为因果。基于 2004-2015 年江浙沪地区面板数据，俞思静和徐维祥（2015）结合了物理学中的（PLS）模型构建金融集聚综合指数、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进一步地，借助耦合关联度计算金融集聚和新型城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江浙沪 25 市中，社会生活指标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对金融集聚和新型城镇化发展产生了影响。随时间推移金融集聚和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地域间差异逐渐缩小，且二者均同步动态提升，形成了以上海和杭州为中心，辐射周边城市的金融集聚区域。
其次，还有一些学者分析了金融集聚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在机理并进行检验。李凌妹（2015）依次阐述了金融集聚通过三种渠道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分别是：金融集聚通过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支撑新型城镇化、金融集聚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支撑新型城镇化、金融集聚促使城乡差异缩小，城乡协调发展支撑新型城镇化。李宝礼和胡雪萍（2015）基于金融资源论的视角，认为可以从金融资源的三个不同层次以及金融集聚的“涓流效应”和“极化效应”分析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基于货币资本的层次金融集聚为企业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资金并降低了企业的投资风险；基于金融机构以及金融工具的层次为政府建设新型城镇化提供了外部融资渠道；最后，金融集聚促进了金融功能性高层的构建，从而促进了新型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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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理论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