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金融学论文,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包容性金融发展影响农村贫困的直接机制与间接机制,探讨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可能具有的减贫中介效应。而后,基于前文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利用 2006-2018 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包容性金融发展、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本章将重点对文章主要结论进行阐述并结合我国现实情况提出政策建议。
第 1 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本节对本文研究背景做出了说明,并从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两方面对本文的研究意义进行了阐述,旨在引出并初步探讨将全要素生产率纳入考虑后,研究包容性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的贫困减缓效应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1.1.1 研究背景
贫困问题始终是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尖锐的问题之一,减少贫困和消除贫困一直是我国为之长期奋斗的目标。据《人民日报》权威发布,2018 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减少了 1386 万之多,农村贫困发生率降至 1.7%,显示了我国减贫事业取得了长足进展。尽管如此,我国的农村贫困现状依然不容乐观。《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披露,我国现阶段仍存在 1660 万农村贫困人口。相比于已脱贫者,现存农村贫困人口中,老、弱、病、残等特殊困难群体与缺乏自身发展动力的贫困群体占比较高,这导致脱贫难度更大,传统金融减贫的效果更加受限。这是由于资本天然的“嫌贫爱富”属性导致金融资源必然向中高端市场倾斜,加之多数农户缺乏合格的抵押担保品,金融排斥现象会导致大部分农村贫困群体普遍无法获得足够的信贷资金来满足资金需求,更遑论真正享受到平等的金融服务。随着我国减贫事业步入新阶段,传统金融扶贫方式的局限性愈发明显,减贫模式亟待创新。
包容性金融的目标之一是为社会各阶层、群体,特别是被传统金融体系排斥在外的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提供均等化的金融服务,因其具有天然的益贫属性,其减贫效应得到了我国政府的诸多关注,多项支持包容性金融发展的政策规定相继出台。不论是国务院出台《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 年)》,还是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普惠金融发展重点在乡村”,抑或是“十三五”规划将发展包容性金融列为国家战略,均昭示着大力推进我国包容性金融发展不仅是金融体制改革的需要,同时也是减贫工作的需要。那么,在当前我国贫困人口集中在农村、贫困成因复杂多样、传统金融扶贫模式减贫的边际效应逐渐式微的情况下,发展包容性金融是否会成为实现 2020 年全面脱贫目标的决胜之举?包容性金融发展的减贫作用机制又如何?研究这些问题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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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相关概念界定研究
包容性金融的农村减贫效应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在此过程中的作用,首先要明确包容性金融发展、贫困、全要素生产率此三者及其相关概念,本节旨在对全文涉及的重要概念进行阐述和界定。
1.2.1 包容性金融概念界定
随着普惠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普惠金融的概念也不断被修正。时至今日,联合国、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包容性金融全球合作伙伴组织(GPFI)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等机构、组织均对普惠金融进行了定义。
2005 年,联合国提出了“根除极度贫困和饥饿”,在这一背景下,首次提出了普惠金融体系,即“普惠金融体系是一个能够有效地、全面地为社会各阶层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该定义特别强调了“贫穷的、低收入的群体”,初次体现了包容性金融的益贫属性;2006 年,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对普惠金融体系的核心作出补充——“让所有人(尤其是金融弱势群体)享受平等的金融权利”,更加注重权利的平等;2011 年,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组织(GPFI)将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进一步定义为“所有处于工作年龄的成年人”,将包容性金融的服务范围扩大化;2015 年,我国国务院首次将“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补充进《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的普惠金融定义中,在强调机会平等的同时,也注重了遵循金融体系运行的内在规则;2018 年,中国人民银行、世界银行集团联合撰写的《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普惠金融:实践、经验与挑战》报告同样用到了“商业可持续”这一表述,继“平等化”之后,“商业可持续”成为了包容性金融发展的新要求。
可以看出,上述定义普遍使用了“普惠金融”这一名词,其与本文的研究对象包容性金融又有何联系与区别呢?实际上,包容性金融发展与普惠金融仅为英文“InclusiveFinance”在翻译上的差别,两者可以通用。鉴于此,本研究不对“普惠金融”与“包容性金融”做学术意义上的严格区分。本文将包容性金融理解为:遵循机会平等和商业可持续原则,通过扩展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与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等手段,以可负担的成本令有金融需求的社会各群体平等地享受到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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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2.1 相关文献综述
迄今为止,有关于包容性金融发展、农村贫困与全要素生产率三者关系的系统性研究并不多见,学者们对于包容性金融发展减贫效应的研究,大多基于包容性金融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两个独立的视角来进行展开,鲜少有文献对三者间关系给予明确论断。不过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推演:一是包容性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二是包容性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三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贫困减缓作用。本节拟分别从此三个方面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归纳与述评。
2.1.1 包容性金融发展减贫效应的相关研究
发展包容性金融可以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增加贫困群体的信贷供给、满足弱势群体的金融需求,从而有效实现减贫。一直以来,这是政界和学术界普遍持有的观点,预期的因果关系非常符合经济直觉,但就目前的实证研究成果来看,包容性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两者之间并非一定表现为正相关关系,现有研究结论大体分为以下 3 类:
(1)包容性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表现为线性正相关关系。国外研究中,Bugress 和 Pande(2005)[6]较早提出包容性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正相关性,他们发现印度农村地区银行部门数量的增加是农村贫困状况改善的原因之一,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能够有效缓解农村贫困;Imai 和 Arun(2010)[7]对孟加拉国和印度的研究表明,增强微型金融贷款的可获得性可以使贫困发生率显著降低;Park 和 Mercado(2016)[8]采用亚洲 37 个经济体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发展包容性金融对减贫和缩小收入差距具有积极影响。国内学者邵汉华和王凯月(2017)[9]、谭燕芝和彭千芮(2018)[10]等人的研究同样对包容性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正相关性提供了有效证据。特别地,何学松和孔荣(2017)[11]聚焦于农村贫困的研究,车树林和顾江(2017)[12]、武丽娟和徐璋勇(2018)[13]的研究也均涉及此领域。这些学者从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两个层面,肯定了包容性金融发展对于农村减贫的积极作用。就国内最新研究而言,李建军和韩珣(2019)[14]等人将互联网与包容性金融相结合,其实证研究表明,信息化包容性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提高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而降低贫困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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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相关理论基础
本文主要对包容性金融发展、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农村贫困三者间的关系展开探讨,与此相关的理论有金融发展理论、信贷配给理论以及贫困理论。本节将对相关经典理论进行归纳,为后文理论分析奠定基础。
2.2.1 金融发展理论
总的来看,金融发展理论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由最早的“金融深化论和金融抑制理论”过渡到“内生金融发展理论”,进而发展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
(1)金融深化论和金融抑制理论
金融深化与金融抑制理论最早由 Mckinnon 和 Shaw 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提出。Shaw认为金融深化表现为金融服务的持续丰富、金融工具的持续完善、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机制的持续健全。Mckinnon 指出,政府或货币当局对金融体系的过度干预是制约这些发展中国家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严格管制使利率、汇率为核心的资金价格扭曲,部分资金需求者无法在金融市场上获得所需资金,这种现象就是金融抑制。结合本文研究内容,随着包容性金融的不断发展,金融服务能够覆盖更广泛的人群,那些由于金融抑制而无法实现金融需求的群体也能享受到金融服务,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2)内生金融发展理论
格林伍德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交易成本是影响金融部门内生形成的主要原因,且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具有门槛效应。如果某地区人均收入水平很低,无法承担金融市场的参与成本和运营成本,那么金融部门就难以内生形成;只有当人均收入高于某一阈值时,金融部门所产生的的经济效应足以覆盖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金融部门才可以内生形成。内生金融发展是金融发展理论的重要突破之一,该理论不但给研究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给包容性金融的发展带来了重要启示。
表4.1 我国包容性金融发展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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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包容性金融发展减贫效应的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18
3.1 包容性金融发展减贫的直接传导机制..............................18
3.2 包容性金融发展减贫的间接传导机制.......................20
第 4 章 包容性金融发展指标体系构建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23
4.1 我国包容性金融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