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金融风险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摘 要]经济全球化必然伴随金融投资活动的全球化。国际游资具有极大的投机性,它的跨国自由流动,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短期宏观经济的稳定。为此,必须加强对金融风险的防范。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投资自由化 短期资本流动 金融危机
一
目前,世界经济正围绕全球化这一主题发生着深刻变革。经济全球化,首先是金融全球化,是金融投资在全球范围的自由化,这种投资自由化对国家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提出全面挑战。自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以来,关于发展中国家应如何实现投资自由化问题,又一次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将泰国、智利的投资自由化模式进行比较分析,以从中总结经验教训,这对于我国正确选择投资自由化政策,及早防范金融风险,将有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那场围绕投资自由化的讨论,引发于智利、阿根廷等国急风暴雨式投资自由化政策的失败,这次关于投资自由化的争论,则肇因于对泰国金融危机与短期资本流动自由化之间内在联系的不同认识。
与泰国经济高速增长期的渐进式投资自由化政策相比,智利到1983年债务危机时才被迫中止疾风式投资自由化政策,这更为国际社会所关注。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两国投资自由化政策却发生完全相反的变化:泰国放弃了渐进式政策,转而采取促进短期资本流动迅急自由化政策;智利则在继续推行直接投资自由化的同时,对短期流动资本开始实施限制政策。两国政策改变的结果,也相应地为两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同命运,泰国经济重蹈了20世纪80年代智利经济的悲剧,智利经济则逐渐步入持续、稳定增长的轨道。
尽管时代背景和经济环境不同,但智利和泰国投资自由化的经验教训,却可给人们以启迪。智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加速投资自由化进程时,所谓“自由的市场和健康的通货”局面还未形成,由于受芝加哥学派思想影响,政府盲目推行完全自由放任的外资政策,结果导致大量外国资本蜂拥而至。由于这些外国资本多属由欧洲金融市场获取的商业贷款,所以其投资自由化很容易引发债务危机。与此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泰国,由于其投资自由化政策是在国际金融市场日趋统一、各种新的金融衍生物交易迅速普及和发达国家利率水平普遍下降的背景下实施的,过度自由化必然导致投机性短期资本的大量涌入,所以其金融危机,是由利用各种金融创新工具进行大规模金融投机和大量短期资本集中撤逃引发的。纵观智利、泰国等发展中国家投资自由化的历史及现实,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如果在国内金融体系还十分脆弱、经济结构性问题还没根本解决的情况下,就盲目全面开放门户,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就很难避免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
二
20世纪70年代以来,智利经济以其特有的发展方式曾两次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第一次是在皮诺切特军事政权下推行的经济改革。在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固守国家统治型经济体制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智利政府便开始实行彻底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并带来被称为“智利奇迹”的繁荣时期。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普遍陷入债务危机,智利同样未能幸免。但是,与巴西等国债务主要产生于主权担保贷款的情形不同,智利的债务主要来源于因民营化和投资自由化而大量引进外资形成的巨额民间商业贷款。这就是说,巴西等国的债务危机,在于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而智利的债务危机则缘于市场失控。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初,智利开始对短期资本流动实行限制政策。此时体现IMF意志的“Wash-ington Consensus”,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倾向,而智利政府却开始对短期流动资本实行限制政策。虽然这一政策曾受到IMF等国际组织的非议和责难,但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对这一政策的评价便发生根本性变化,就连IMF常务理事代表StanleyFischer和美国财政部长Robert E.Rubin也不得不承认,正是限制短期资本流动的政策,才使智利免受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1973年智利军事政权成立伊始,便迅即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
由于当时支配改革的主导思想是货币主义的自由放任主张,所以其改革不仅决定智利的经济发展命运,而且也是检验市场万能主义的一次实践机会。当时的自由化政策,主要包括国有企业民营化、降低进口关税、放松对金融业管制和开放资本市场等内容。到1978年,智利国有企业已由原来的500家减少为30家,进口关税率平均由94%降到10%。在这次全面经济自由化过程中,资本流动自由化最引人注目。1974年颁布新外资法后,尤其是1976年从安第斯共同市场退出后,智利相继采取了一系列资本自由化措施,包括对外国资本提供国民待遇。1980年取消了对资本流入的所有限制,资本项目基本开放。1981年允许银行设立国外分支机构,从而打开了国内金融机构直接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通道。这些自由化措施共同作用的结果,使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得到抑制,1973年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为300%,1981年下降为9.5%。
与此相对应,通货膨胀率也由1973年的600%,下降到1981年的9.5%。而且,受财政、通货紧缩政策的影响,实际利率不断上升,从而诱使外国资本大量流入,1974~1981年间流入的外国资本为GDP的12.4%。这样,通货膨胀率的降低,实际利率的上升,资本流入的增加,经济的高速增长,使智利迎来了一个被称为“智利奇迹”的繁荣时代。然而,好景不长。大量资本的流入,一方面推动国内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却使对外经济形势逐渐恶化。20世纪70年代后期,依靠国外融资的消费品进口急剧增加,经常项目赤字日趋扩大。1978年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重为5.2%,1980年上升为7.1%,1981年则进一步上升为14.5%。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恶化,依靠新贷款偿还债务的做法难以继续,资本开始大量撤逃,于是引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与其他拉美国家相比,智利债务危机主要有几个特征。首先,由于智利的外资流入伴随着国有企业民营化,所以其外债主要表现为民间债务。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多数是以政府贷款和政府担保贷款为主要形式的主权贷款,但智利的外债主要是私营企业的商业贷款。债务危机发生前,在智利的长期贷款中,主权贷款仅为52亿美元,远少于87亿美元的民间商业贷款;而33亿美元的短期贷款余额,则几乎全是无担保的私营企业贷款。其次,债务危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远大于其他国家。1982年智利的经济增长率为-14.7%,其衰退程度远大于拉美地区-0.7%的平均水平。而且,由债务危机导致的金融业破产和失业率上升等,也使其国民付出巨大代价。
智利失业率1981年为11%,1982年升为22.1%,1983年升为22.2%,为拉美地区之最。不仅如此,智利政府援救金融机构付出的费用,相当于其GDP的41.2%,其代价十分惊人。与其他重债国相比,智利的举债规模并不算大,但由债务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却远大于其他国家,原因在于智利的资本外逃速度快,时间较集中。在其债务构成中,由于短期贷款比重较大,而且又都属没有政府担保的私营企业贷款,所以,一旦汇率下跌,为减轻债务负担,私营企业就千方百计提前还贷,从而加速了资本撤逃。另一方面,当债务危机发生时,由于国内金融动荡已使作为举债主体的民间金融机构纷纷破产,从而大大削弱了企业的应变能力,而利率上升和企业裁员等,又必然导致市场调整更加困难。债务危机发生后,智利汲取债务危机的教训,开始采取有选择的资本流动自由化政策,加强对金融机构经营活动的监督、限制,并通过制定、完善各种金融法规,使政府的监管、调控尽可能具体化,从而保证了经济持续稳定增长。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智利经济一直维持较高的增长率,几乎未受墨西哥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1987~1998年,智利GDP的平均增长率为7.1%,远高于拉美地区平均水平,从而在以高通货膨胀率为特征的拉美地区经济中,又一次令人瞩目。与债务危机前的自由放任政策相比,智利债务危机后,其资本自由化政策的显著特征,是加强了政府对资本自由化过程的控制和管理。政府一方面通过民营化和自由化,提高经济活动效率;另一方面,又通过对金融机构监管、短期资本流动的限制,确保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即这一时期,智利开始兼顾效率性和安全性,强调发挥政府和市场两种作用。
20世纪80年代后期,基于资本项目赤字的背景,智利政府在强化管制的同时,积极推进资本交易自由化,其政策限制的重点是资本流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经济的迅速回升,稳定物价成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为抑制总需求,中央银行于1990年1月开始实施紧缩政策,促使利率回升。同时,为避免过度资本流入,又将汇率变动幅度调至±5%。其结果,与国内外利差扩大相对应,资本流入也急剧增加,本币的汇价迅速攀升。这就是说,为稳定物价而采用的紧缩政策,又通过资本流入的扩大威胁了汇率稳定。于是,为控制资本流入,从1991年6月起,开始对海外贷款征收1.2%的印花税,并对新增海外贷款实行20%的准备金制度。1992年1月,对商业银行的非居民存款也实行准备金制度。同年5月,又将准备金率调到30%,并将准备金的预存期限一律改为1年。进而,1995年又将准备金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大至海外证券市场融资。这样,除直接投资和通过ADRs(美国信托证券)发行证券以外的资本流入,就被全部纳入准备金制度的适用范围。这种做法实际上限制的主要是短期资本流入。不难看出,正是这种有选择的资本流动自由化政策,在影响外资投资方向和投资期限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有效抑制了投机资本的流动,提高了智利经济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抗震能力,从而使其避免了金融危机,保障了经济稳定增长。
三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盲目大量引进外资的20世纪80年代,泰国政府由于一开始就意识到过度引进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