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控制变量
本文将城镇化水平、市场化水平、教育发展水平、失业率、产业结构、创新能力和财政能力作为控制变量，研究金融科技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参考崔婕等（2023）、马丽梅和黄崇乐（2022）对部分指标进行取对数处理[58,72]。具体指标如下：采用城镇化率衡量城镇化水平（Urb）；采用市场化指数的对数衡量市场化水平（lnMarket）；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对数衡量教育发展水平（lnEdu）；以城镇登记失业率表征失业率（Cmw）；
第6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本文在分析我国就业、金融科技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测度我国区域就业质量，利用Moran′s I检验金融科技与就业质量的空间自相关性，并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金融科技对就业质量的影响，结合异质性分析、传导机制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得出如下结论：
（1）新时代我国金融科技快速发展，催生了互联网等领域诸多新业态，为就业质量改善提供新机遇。但当前我国金融科技发展水平仍有待提高，存在现行监管体系不够完善，高素质人才紧缺等问题。
（2）我国就业质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存在区域异质性。在空间分布上区域就业质量大致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表现为由中心向边缘的递减趋势，西南地区就业质量得分普遍较低。2011—2021年就业质量得分的极差、标准差均上涨，历年箱线图为右偏态分布，表明我国就业质量水平呈现由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非均衡的转变，表现出较强的马太效应。
（3）我国金融科技、就业质量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金融科技和就业质量均存在相似单元的空间集聚现象，具体表现为金融科技（就业质量）较高（低）的省份被金融科技（就业质量）较高（低）值省份包围，影响地区就业质量优劣的空间联动因素不容忽视。
（4）我国金融科技对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存在正向的直接效应和负向的间接作用，但金融科技发展产生的“涓滴效应”大于“虹吸效应”，即总效应显著为正，金融科技能够助力就业质量提高。
（5）金融科技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表现为南方地区金融科技对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强于北方地区。从作用机制来看，金融科技通过推动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进而促进就业质量提升，即存在以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为桥梁，使金融科技助力就业质量改善的中介传导机制。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