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论文发表，本文基于面板数据模型、扎根理论、LMDI 解耦模型，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煤炭依赖与解耦关系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根据研究的过程和结果得到如下 3个研究成果：（1）确定了 40 个产业的煤炭消耗与经济增长和利用效率间的系数关系。基于各产业变量系数的差异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五类：以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为代表的产业静态依赖大、煤炭需求产出弹性大，但是煤炭利用效率提升对减少煤炭依赖有很大的空间；以造纸业为代表的产业静态依赖处于中等水平、煤炭需求产出弹性偏大，且煤炭利用效率的提升作用并不大；以非金属矿采选业为代表的产业静态依赖小，部分产业甚至为负值，但煤炭需求产出弹性大，产业煤炭利用效率的提升对减少煤炭依赖的作用微乎其微；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为代表的产业静态依赖偏大，但部分产业煤炭需求产出弹性为负值，煤炭利用效率的提升作用并不大；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代表产业对煤炭的静态依赖、动态依赖都偏小，且煤炭利用效率的提升作用并不大。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我国“缺油、少气、富煤”的资源特点，使得煤炭成为我国的主要能源。国务院办公厅在 2014 年印发了《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 年）》，提出到2020 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48 亿吨标准煤左右，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 42亿吨左右。由此可见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重要地位。截止 2015 年，我国煤炭消费量为 39.65 亿吨，占世界煤炭消费量的一半，印度占比 10.6%，美国占比10.3%，日本占比 3.1%，俄罗斯占比 2.3%。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比重达到 64%，远高于 30%的世界煤炭平均水平[1]。
煤炭在推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上起着重要作用。研究表明在1953-2015 年间，我国经济增长与煤炭消耗整体呈现出较高的相关系数。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那些年里，百废待兴，煤炭成为发展经济的首选能源，经济与煤炭间的相关系数高达 0.84。“九五”时期，国家主张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经济与煤炭间的相关系数下降到 0.49。21 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助长了高耗能行业的发展，使得经济与煤炭间的相关系数再次回升，“十一五”期间相关系数达到了 0.81。“十一五”期间达到了 0.75。“十二五”期间更是达到了最高值，为 0.92 [2]。
“十一五”之前，我国经济增长还处在依靠大量资源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煤炭的价值与价格发生了严重的偏离，加上国家鼓励“国退民进”，大量的煤炭企业为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缺乏长远规划和可持续发展，对煤炭行业进行大规模投资，最终导致了煤炭行业的产能过剩。同时，煤炭带来的暴利使得部分地方政府放行那些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小煤矿，对矿山的环境保护问题重视不够，造成了严重的矿山破坏[3-4]。我国煤炭产能过剩的同时，也给我国的环境带来了严重的污染。煤炭在我国的利用方式主要通过直接燃烧，产生的工业污染排放是大气污染中最主要的污染源，高耗低效燃烧煤炭的烟气如未经处理，将向空气中排放大量的 SO2、CO2 和烟尘，造成大气污染。同时，煤炭在开采、运输、使用过程中排放了大量的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据统计中国煤炭消费导致的 SO2、NOx、烟粉尘、PM2.5 和 Hg 等大气污染物排放量，都达到了全国排放总量的 60%以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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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文的研究有以下三个目的：1、基于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构建以各产业煤炭消耗、经济增长和计算得到的煤炭利用效率为变量的面板数据模型，测算我国各产业经济增长对煤炭消耗的依赖度，为进行分产业研究提供理论和数据支撑。2、基于扎根理论刻画我国煤炭路径依赖形成机理，构建我国煤炭路径依赖影响因素模型，为接下来的煤炭解耦模型提供分解指标。3、基于完全分解技术建立煤炭消耗与经济增长的解耦模型，并以 1994-2015 年产业煤炭消耗、产业增加值、国民生产总值为基础，测算我国各产业煤炭消耗与产业经济增长间的关系，特别是测算出产业经济增长对煤炭消耗依赖度的变化趋势，最后依据测算结果，在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从产业层面入手，提出合适的政策建议来进行去煤炭化。
1.2.2 研究意义
关于煤炭消耗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研究文献很多，但大多数集中在研究两者间的因果关系，因为学者选取的时间或省份的不同，使得目前对两者间的关系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且无法解答经济增长对煤炭消耗的依赖度的大小。解耦方法作为探讨原本具有依赖关系的两种事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再具有相依关系，而实现独立发展的研究方法，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青睐。许多学者运用解耦理论分析经济增长对资源的解耦程度。但研究领域集中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或者宏观层面煤炭与经济解耦研究上，对煤炭消耗与经济增长的解耦关系研究较少，更是没有文献从微观（产业）层面入手，研究两者间的解耦关系。但是我国各产业对煤炭的依赖度及用煤特性有很大的不同，对煤炭消耗进行分产业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本研究同时具有理论研究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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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研究综述
2.1 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现状
纵观国内外学者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采用基于协整分析、Grange 因果关系检验等的因果关系分析、灰色关联度分析以及解耦分析法等方法[6]，具体有以下评述。
1978 年，Kraft. A 和 Kraft. J 运用 Grange 因果关系检验首次对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间关系进行研究，分析了美国 1947-1974 年的能源消耗数据和国民生产总值（GNP），发现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与能源消耗间存在单项因果关系，及 GNP 的增长是推动能源消耗的原因，但能源消耗却不是 GNP 增长的原因[7]。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逐渐成为研究热点，目前，两者间的因果关系形成了以下 4种主流观点。
Khalifa H.Ghali 等（2004）人使用 Johansen 方法考察发现，加拿大产出增长和能源消费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8]。Oh W 等（2004）人研究了韩国从 1970-1999年 30 年间的能源消费与 GDP 的关系，发现存在能源消费与 GDP 之间存在长期的双向因果关系，以及从能源到 GDP 的短期单向因果关系[9]。国内学者杨宜勇等(2009)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我国 1952-2008 年能源消费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得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保持长期均衡关系且互为因果关系[10]。王鉴雪等 (2011) 通过建立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并运用 Grange 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我国 1953-2009 年能源消费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得到中国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中国煤炭消耗与经济增长保持长期均衡关系且互为因果关系[11]。
Gulisten Erdal ， Hilmi Erdal & Kemal Esengun(2008) 利用单位根检验和Johansen 协整检验、Grange 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土耳其 1970-2006 年间的一次能源消费（EC）与实际国民生产总值（GNP）间的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得出：能源是土耳其经济增长的一个限制因素，所以能源供给不足将会对影响经济增长[12]。Zhang X-P 等（2009）利用经济增长，能源使用，碳排放，资本和城市人口的多元模型，研究了 1960-2007 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之间的Granger 因果关系的存在和方向。研究发现中国存在从 GDP 到能源消耗的单向Granger 因果关系，但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都不是造成经济增长的 Granger 原因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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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煤炭消耗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现状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于能源的消费需求越来越大，而煤炭作为我国能源结构的主体，因此，对于煤炭的需求也日益增加。近几年国内外学者逐渐将研究主体向煤炭偏移。
Li 等(2008)人以 1980-2005 年的数据为基础，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来研究主要 OECD 和非 OECD 国家煤炭消费与 GDP 之间的因果关系差异。研究发现，日本和中国存在从 GDP 到煤炭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印度，韩国和南非的煤炭消费与 GDP 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而煤炭消费与 GDP 在美国没有协整。主要的经合组织国家或非经合组织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和南非应该减少煤炭消费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实现可持续发展[43]。Nicholas and James（2010）在 1980-2005 年期间的一个多元面板框架内研究了 25 个经合组织国家的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两者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双向因果关系[44]。Yemane（2010）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框架，将资本和劳动力作为附加变量，重新审视了1965-2005 年期间六个主要煤炭消费国的煤炭消费量与实际 GDP 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印度和日本存在从煤炭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而在中国和韩国却发现经济增长和煤炭消费之间存在相反的因果关系。相反，南非和美国的经济增长和煤炭消费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45]。Li，R 等(2012)人以 1985-2008年的 23 个省份的煤炭消耗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为基础区域为基础，因果关系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