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金融管理论文发表
【内容提要】关于简述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金融管理论文发表：自麦金农和爱德华•肖在1973年提出金融深化理论后的30年中,西方许多经济学家对金融自由化的利益倍加关注,并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这些争论带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金融自由化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自由化是相对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压抑同样都有其局限性;金融自由化的后果可以是多重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有时可能是相互抵消的;金融自由化与危机有关,但后者并非前者的必然结果。以金融自由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否认金融全球化的效率和结果是一种偏见。
【关键词】 金融自由化;实证分析;资本分配效率
确认金融自由化刺激经济增长的机制,通常使用两种方法:一个是研究国内金融体系和股票市场的自由化,另一个是分析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影响。
对分配效率的检验
Michael W.Klein和Giovanni P.Olivei通过统计分析说明1986~1995年间一些国家开放资本账户对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①开放资本账户的国家在整个时期或部分时期中比依然有资本项目限制的国家金融深化程度更大,在二十多年里也显示了更快的经济增长。但是,这种结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分析样本中也包含了发达国家。当然,这对已经开放资本账户遭遇不利和正期望开放资本账户的发展中国家会有些潜在的和重要的政策启示。资本账户的开放在工业化国家中通常是寻求更有效的国际资源分配途径。理论研究通常将全球资本账户的自由化看做是新的国际金融建筑的里程碑。通过开放资本账户,金融中介可以减少信息的不对称和降低交易成本,便利资源的分配。特别是金融中介可以减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对资本积聚和增长有正效应,也可应用更好的技术。资本账户自由化通过几种渠道促进一国的金融体系发展。国内金融机构暴露于国际竞争中,引进国际标准和通过外国金融中介高质量的金融服务的潜在威胁而形成对国内金融机构的压力,迫使它们改善服务和提高效率。外国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可以使本国银行体系绝对规模扩大,更好地服务于市场,引进金融创新也可以直接拓宽金融服务的范围。这些效率和金融部门规模的获得可以增加储蓄,即通过促进资本流动刺激国内更高的储蓄,而增加的储蓄又可以使得金融中介获得更大的规模效益。当然,这种观点仍然存在着普遍的争论。Bhagwati认为:资本自由流动的极大利益难以令人信服。信息的不对称、有限理性、羊群效应、资产价格泡沫和比索危机等都是金融市场运作反常的例证。开放资本账户加剧了这种不完善。资本的流动性所带来的利益是否足以调整其潜在的风险是值得怀疑的。Anusha Chari和Peter Blair Henry试图求证关于资本自由化的两种对立的观点。①一种观点是强调分配效率,认为对国际资本流动取消限制可以使金融资源从资本充裕而投资回报率低的国家流向资本短缺而收益率高的国家。资本短缺的国家资本的流入减少资本成本,增加投资,提高产量。相反的观点认为所谓提高分配效率是异想天开,被称之为野蛮效应,意思是说自由化并没有产生更好的资本分配效率,因为国际资本流动有时与实际经济活动没有任何关系。特别是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对投资产出或其他实际经济因素更无关联。对分配效率的检验是对在股市自由化时期的资本价格及数量按时间序列进行两种检测。一种检测证明了对自由化国家的资源流入减少了其资本的成本,使托宾Q②升高,利润最大化的公司对Q值增加的反应是重置更多的资本。一旦资本产品的资产市值和重置成本又相等了,投资会放慢到足以维持这一相等的比率。换句话说,如果分配效率的观点成立,那么在自由化期间会出现托宾Q和投资的暂时增高。另一方面,如果后种观点成立,那么就观察不到自由化与资本资产价格及数量之间的实际联系。分配效率还预测了在自由化之后跨部门的投资行为。对外国投资者开放股市改变了有代表性的投资者系统风险的组合,因为自由化使相关的债券价格越出本地股市指数的范围而融入世界股市指数。因此,当自由化发生时,股市价格应该走向重新恢复与风险调整和收益价格相一致的水平。系统风险下降的部门价格应当上升,而系统风险上升的部门价格应该下降。在自由化和有效分配的条件下,实物资本的再分配在股价再评价过程中是双重的。系统风险下降的公司相对应当有更多的投资,系统风险上升的公司投资应当是下降的。对1980~1994年间369家公司的有关数字按时间序列和各部门投资的直接检验,更好地验证了自由化时期的托宾Q行为和投资,这些国家包括印度、约旦、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时间序列检验结果证实了分配效率是成立的。一些典型的公司在自由化时期都出现了托宾Q和投资两者的显著增长,但部门抽样的检测结果并没有表明由于自由化而带来的多元化选择促使实物投资的再分配。其综合结果说明,自由化的资本市场可以保证资本从低回报的国家流向高回报的国家,但是自由化本身在特定的国家公司间不可能保证资本的有效再分配。因此,从整体和时间序列的检测表明了有效分配的结果,股市自由化与高股价有关并提高了整个经济的投资。相反,总体抽样数字支持后者:在GDP的变化和资本账户开放之间没有太大的相关关系。这类研究问题在于,一国经济政策的变化包括自由化的实施对投资的影响通常涉及的公司部门比较广泛,而不仅仅限于在股市的上市公司,上述数字提供的更多的是与理论预测有关的一些公司的投资,而不是一国总体投资的数字。http://www.51lunwen.org作者自己也坦称,这类检验的局限性在于将股市自由化与同时期改革的其他形式分离开来,而实际上自由化政策通常与影响托宾Q和投资的其他政策变化同时发生。此外,股市自由化仅仅是资本账户自由化的一种特定形式,需要从更完全和更广泛的意义上了解资本账户自由化过程与理论上所推崇的分配效率一致与否。
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利益
Pierre-Olivier Gourinchas和Olivier Jeanne认为,传统理论对新兴经济的资本账户自由化没能做出很好的说明。欠发达国家面临着很多中观和宏观扭曲的问题,从而降低了资本收益,所以资本账户的开放应该理解为消除或减少扭曲的手段。尽管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危机对希望通过资本账户自由化而加快发展和增长的新兴经济是一个打击,但是,有必要设立一个框架来衡量新兴经济资本账户开放的代价和利益。①除了前述国际间分配效率的利益外,还包括在经济震荡时消费的稳定和在外国资本的帮助下加速国内资本积累的利益。因此,自由的资本流动和自由贸易一样有利。还有一种利益是通过资本账户的开放激发当局制定良好的政策和改革的动机。开放资本账户可以改善国内政策的实施和机构的运行。从更广的意义上说,会影响到国内经济体系的改革,特别是关系到基础设施的建设。有一种观点认为,世界收入的不均衡多半可以由社会基础设施的差异来解释,那么资本账户开放如何与社会基础设施相互作用就有很大关系了。很显然,这个问题和社会结构本身有关。资本开放的利益和代价的平衡取决于国内政治经济条件、机构建设的观念倾向和经济发展水平。这一研究所使用的模型集中在资本账户自由化和对财产权的尊重上。开放资本账户给投资者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因为一旦发生波动就会引起资本流出。如果一国资本缺乏流动性,那么,资本账户开放后,投资者只有得到流动性权利时才会保存自身的利益。然而,这些流动性权利可能会使一国经济在自我实现危机②中变得比较脆弱。在目前的发展水平上,如果从新的角度去看待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利益这个问题,那么,资本账户自由化假如只是引起国际间资源的重新分配的话,这并不能引致发展中国家的富有成效的发展,因为国际间的资本分配并非是引起各国间不平等的主要因素。但是资本账户自由化可以和其他政策结合,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中起重要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很大利益。因此,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利益问题不能仅仅看做是简单的福利经济学的应用,而是涉及发展经济学领域的中心问题。资本账户的开放并不总是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因为有些国家像韩国在相对封闭的资本账户状态下也有很大发展。无论如何,某种形式的资本账户开放在一些国家成功的发展战略中起关键作用。这足以说明资本账户自由化和其他增长激励政策在这些情况下是相互补偿的。
金融全球化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Hélène Rey和Philippe Martin主要分析金融全球化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在所使用的两个市场国家模型中,分别是收入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和收入水平中等的新兴市场。资本流动的自由化提高了新兴市场的资产价格投资和收入。③那么,金融全球化在多大程度上应该为新近一系列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负责?首先,要确认一个事实:金融全球化使得经济主体在世界金融市场借款变得更加容易,成本更低。新兴市场产生市场失灵的潜在风险也可能更大,特别是道德风险和信用限制为新兴市场转向自我实现的金融危机提供了便利。但是,市场失灵并非是新兴市场变得脆弱以至于成为当资本流动自由化时走向危机的必要条件。金融全球化的利益(资本成本、投资和收入)和新兴市场的脆弱性都来自于同样和惟一的因素,即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在劳动生产力和收入水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