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打倒孔家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的一个最富有鼓动性的口号。在这个口号鼓舞下,儒家学说在社会中的独尊地位被推翻,民主与科学被广为宣扬。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只看到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没有看到二者的联系,对中西文化只采取简单的二分法判定彼此的优劣。这种全面反传统的倾向,留下了深深的隐患。
〔关键词〕“打倒孔家店”;全面反传统;全盘西化
自佛教传入中国,随之便产生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特别是近代以降,中西方文化的冲突日益激烈,对此的回应不外是传统主义(保守主义、国粹主义)、全盘西化、折衷主义三种观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表露出激烈的反传统倾向。五四时期的全面反传统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近代中国革命的发展表明,要促进近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必须推翻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封建意识形态;要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必须推翻封建纲常礼教;要建立民主、科学的新文化,必须推翻封建旧文化。但全面反传统也留下了深深的隐患。80多年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立场不同,见解各异,因此有必要对“打倒孔家店”进行历史的回顾,以正本清源。
一、“打倒孔家店”的合理性
当中国推翻了清王朝、完成了辛亥革命这一伟大历史使命以后,人们很快从推翻帝制的欢呼声中清醒过来,这是因为社会状况颇令人担忧: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成果之后,一心复辟帝制,民主、共和、国会、约法被恣意践踏,经济凋敝,民不聊生;袁世凯还发布《尊崇伦常令》,褒扬节烈孝行,恢复封建伦理纲常,明确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袁世凯实际上是将提倡封建伦理道德作为自己复辟帝制的重要手段。正因为如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选择了“孔家店”作为封建文化的总体象征,把号称“至圣先师”的孔夫子作为这种文化的人格代表加以挞伐,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响亮口号。
1. 打倒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旧意识形态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其创立之初,只是百家之一,到了汉代,由于董仲舒的奏请,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才最终取得思想领域里的统治地位。从此儒学与封建政治长期结盟联姻,成了封建政治统治的理论基础、指导思想、精神支柱、意识形态,成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灵魂;而封建专制统治则成了儒学的依托、靠山、载体。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自然把批判矛头首先指向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陈独秀指出:“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1](P131),儒家伦理是“封建时代之道德”,儒家礼教是“封建时代之礼教”,“孔子之道”是“封建时代之精神”[2](P235)。李大钊批判道:“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权威,……专制政治之灵魂”[2](P258、264)。批孔猛将吴虞也指出:“盖孝之范围,无所不包,家族制度之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以分析”,“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3](P84、86)。胡适说道:中国思想界需要吴虞那样的“清道夫”,担来思想的清水“一勺一勺的洒向那孔尘弥漫的大街”,现代中国人应该“打倒孔家店”,“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槌碎,烧去”[4]。要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必须同时推翻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只有从思想文化上推翻封建专制,才能彻底推翻封建专制统治,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的这一认识无疑是有道理的。
2. 打倒阻碍个性自由的封建纲常礼教
鲁迅在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把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斥责为封建统治者“吃人”的历史,认为所谓的“仁义道德”等封建旧礼教实际上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指出封建道德的罪恶就在于殄灭个性,培养奴性。陈独秀抨击道:“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格者,三纲之说为之也。”[5](P34-35)。李大钊指出:“看那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那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那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封建伦理道德“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6]。冲破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纲常礼教的桎梏,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强化人的自我意识和个性自由,是时代的课题。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在“打倒孔家店”口号下,揭露和批判封建纲常礼教对人性的摧残和压抑,顺应了历史进步的大潮,是值得肯定的。
3. 打倒阻挠新文化建设的封建旧文化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在批判封建旧文化的同时,提出了建设新文化的时代任务。陈独秀认为:“孔教为我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盖秦火以远,百家学绝,汉武独尊儒家,厥后支配中国人心而统一之者,惟孔子而已。以此原因,二千年来迄于今日,政治上、社会上、学术思想上,遂造成如斯之果。设若中国自秦汉以来,或墨教不废,或百家并立而竞进,则晚周即当欧洲之希腊,吾国历史必与已成者不同。……及今不图根本之革新,仍欲以封建时代宗法社会之孔教统一全国之人心,据已往之成绩,推方来之效果,将何以适应生存二十世纪之世界乎?”[7](P118)“我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不过因他不能支配现代人心,适合现代潮流,还有一班人硬要拿他出来压迫现代人心,抵抗现代潮流,成了我们社会进化的最大障碍”[5](P415)。“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8]。就是说,打倒封建旧文化,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主旨的新文化,这是时代的要求,是实现社会进步、民族自强的必然选择。
二、“打倒孔家店”的隐患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要改变中国的面貌,使中国进步,就必须使“多数国民”与“儒者三纲之说”决裂,而接受西方的“自由平等独立之说”,因为“儒家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近世西洋文明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他们断言:“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9],所以“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10]。“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礼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11]。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以重新估价一切的反传统精神,对各式各样笃守中国封建传统的“国粹派”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清算。这种全面反传统在当时具有合理性,但也留下了一些隐患。
1. 没有分辨地斫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有形财富和无形财富的总和,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历了远古到西周的发展,到春秋时期,出现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那就是产生了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学说,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这一学说的产生也使中国传统文化有了灵魂。至战国时期,社会面临大变革,社会关系、阶级关系错综复杂,各阶级、各阶层都想按自己的意志来改造世界,于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便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参加争鸣的众多学派,史称为“诸子百家”,其中主要有儒、墨、道、法、名、阴阳、兵、农、纵横、杂等家。
诸子百家虽然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经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一,占主导地位的却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当然,孔子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象征,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其思想体系也是不断被改铸的。梁启超曾经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中描述过这一过程:“浸假而孔子变为董江都、何邵公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马季长、郑康成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韩昌黎、欧阳永叔矣,浸假而孔子变为程伊川、朱晦庵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陆象山、王阳明矣,浸假而孔子变为纪晓岚、阮芸台矣”。其中大的改铸有两次,第一次是在封建社会前期,孔子学说被改铸为董仲舒的新儒学;第二次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孔子学说被改铸为二程朱熹的道学或理学。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时,把封建文化的一切旧账都算到孔子头上,这是不妥当的,与其说是“打倒孔家店”,不如说是“打倒朱家店”。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批判的理念指挥下,对传统文化的“荡涤冲刷”,的确使一部分“坏传统”遭到废除,如纳妾制度、缠足习俗等等,它们的废除或解体,应该视为中国从古老的枷锁中得到解放。但是在这一批判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也被不加分辨地一概否定。这种将文化之树连根拔起的做法显然失于偏激,势必导致文化发展上的失调,继文化失调而生的则是社会的解组。可见,全面反传统,在清除封建糟粕的同时也使传统文化中具有超时空和普适性的思想精华惨遭“连坐”,从而严重斫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对民族文化乃至社会的有序发展无疑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2. 过分强调文化变革对政治变革的作用
一般地说,在历史变革的关头,人的思想观念的改变具有优先的重要性。具体地说,在民国初年的社会状态下,思想文化的变革是政治变革的先导。历史是人的活动,人是有意识的,人们的思想观念如何,对于他们的活动,以及活动的方式、活动的后果,都有不容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