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作论文网：论传媒对语言的逆势作用 - 大众传媒

佳作论文网：论传媒对语言的逆势作用 摘要:本文从传媒与大众语言的关系入手,论述了传媒改写中心语言、消弥语言层级、结构多语言中心等逆势作用;同时分析了大众语言返中心倾向的一般轨迹:本义→引申义→扩展义→文化代码;并针对语言学研究对大众语言存在的偏见,认为在大众语言的研究中应着力处理好主动与被动、活语言与死语言、宽容与规范三个关系。 关键词:大众语言返中心传媒逆势作用 可以说,在我们的语言学研究中,对大众语言是存在明显偏见的。一方面,目前的语言学研究对大众语言不够重视,就是有限的一些大众语言研究成果,也大多从中心语言(国家通用语言)对大众语言规训的角度来研究,而较少从大众语言自身发展的角度来思考;另一方面,一些语言学者习惯性地认为大众语言对中心语言进行了误用和歪曲,因而对其采取贬斥的态度。然而,随着传媒产业的迅猛发展,传媒对语言学的意义已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在顺势推广中心语言的同时,也逆势地把大众语言从背景推向前台。大众语言存在强烈的返中心倾向,语言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已成必然。 传媒逆势作用的主要形式 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请允许我对大众语言作一个概念的厘定。我们所说的大众语言(popularlanguage)又可谓之流行语言,它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群众语言(masslanguage),也不同于民族语言(nationlanguage)和方言(dialect)。虽然大众语言和群众语言都具有群众基础的广泛性,但前者侧重于语言本身的流行性和时新性,后者则侧重语言本身的通俗性和稳定性。民族语言强调民族特性,方言偏重地方色彩,与群众语言相比,它们更有历史和文化的厚度;与大众语言相比,它们又不利于广泛传播。但是,群众语言、民族语言和方言都可能为大众语言提供丰富的素材。简而言之,大众语言就是一定时期在较大范围内广泛传播的时新语言。 大众语言的广泛流行离不开传媒,那么传媒又是迫于什么原因成为大众语言的载体呢?我认为这里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其一是国家的政策依据。我国近年来在主张推广应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同时,就十分尊重民族语言、方言和群众语言。我国的传媒事业是社会主义的传媒事业,理应在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方面担当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下简称《语言文字法》)第十四条也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同时第十六条又指出四种情形可以使用方言,特别是其中“戏曲、影视等艺术形式中需要使用的”这一款,[1]给了传媒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样一来,传媒就可以在国家政策允许的前提下,把非通用语言中的广泛素材进行传播,并提升为大众语言。其二是传媒自身利益的需要。传媒要吸引受众就必须紧跟时代发展不断追新、求新,当然关注流行性的大众语言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就报纸这种传媒来说,目前国内广告客户的市场取向已经由全国性、跨区域性的报纸向区域性和地方性报纸转化,这就使得报纸要把服务重心放在本地读者上。因此,报纸在把方言提升为大众语言上势头更强劲。 要把一种本来是处于边缘的语言通过传播提升为大众语言,从而进入国家通用语言(中心语言)的阵地,这就是传媒对语言的逆势作用。就当前而言,传媒对语言的逆势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改写中心语言。严格来说,大众没有自己的语言,他们所拥有的语言不过是对中心语言的改写而已,并以此确认自己的范式,而这种改写和范式的确认又是通过传媒来最终实现的。大众的语言范式就是经济实用,而为了迎合大众的语言范式,传媒在很多时候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改写中心语言的角色。比如治疗哮喘病药物的广告,就把成语“刻不容缓“改为“咳不容缓“,一字之改达到了广告商的目的,又体现了对广大消费者的一种关怀。体育新闻中用“三甲”指体育比赛的前三名,就基本上改写了原义。“三甲”本来是古时科举的排名,宋史选举志一:“(太平兴国)八年,进士诸科,始试律义,……进士始分三甲。”“其中一甲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二甲第一名叫传胪……”[2](P27)可见,三甲的原义并非指前三名。传媒对中心语言的这种改写不仅表现在语形和语义上,而且表现在语音和语法上,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当然,许多语言学者把这种改写看成是对语言的扭曲和误用,我认为,只要在不妨碍甚至是有利于交际的情况下,适当的改写是必要的。再说,语言也是不断发展的,旧的语言没有生命力就得抛弃,比如“呆板”中的“呆”以前音“ai”调二声,在旧版《现代汉语词典》中注:义同“呆(音dai调一声)”,专用于“呆板”。同一意义的字用两个拼音来注,既不经济又不实用。所以,新版《现代汉语词典》把两者归在一起,同音“dai”调一声,只在“呆板”后注明旧读“ai”(调二声)。[3]不过,传媒对语言的改写也有不恰当的甚至是错误的地方,这也有待我们的语言学研究者来监督和修正。 二是打破语言的层级。语言是分为不同层级的,最明显的就是大众语言与中心语言之间的层级,可是传媒在不断消弥这种差异。如伊妹儿、美眉、酷、帅、靓、蹦迪等语言,最初都是年轻人中的流行词汇,经过传媒广泛的反复的传播,不但突破了年龄界限,而且还出现在一些严肃的出版物中。传媒在这里对语言层级的消弥,是通过缩小大众语言的执掌者———大众和中心语言的执掌者———精英之间的心理间距和文化间距来实现的。在美国学者戴安娜·克兰看来,这种语言的层级间距的缩小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精英与非精英共同消费形形色色广泛传播的流行文化,降低了他们介入高雅文化的程度。另一方面,人口教育程度总体上升增加了对某些高雅文化的需求”。[4](P158)不过,这两个方面都还是以传媒为依托的。事实上,大众语言与中心语言之间的关系,正逐渐由一种层级关系变为一种交融关系,两者之间的公共领域呈不断拉大的趋势。 三是结构多语言中心。大众语言要在短时间内进入中心语言的阵地是很难的,它的一个巧妙的做法就是自己结构一个中心与中心语言抢夺受众,从而赢得一种仿中心的地位。而这种结构中心的功能,往往是由传媒来完成的。川剧一直在全国有较好的口碑,最近几年的川渝方言电视剧在西南地区、湖南和湖北的部分地区颇受观众的欢迎,电视传媒无形之中就结构了一个川渝方言的受众中心;而且,渝方言电视剧《山城棒棒军》入主“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川剧《金子》的女演员沈铁梅两度获“梅花奖”,直接冲入了中心语言的话语体系。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传媒事业的快速发展,这种结构中心的势头越来越猛,一种以方言为基础的大众语言多中心态势日益凸显。 大众语言返中心的运行轨迹 我们姑且不谈论把大众语言与国家通用语言之间的关系界定为边缘与中心的关系是否恰当,但大众语言一直是滋养国家通用语言的一片沃壤,而且大众语言理应得到语言学研究的中心关注,这是毫无疑问的。与其说大众语言在与作为中心语言的国家通用语言争夺阵地,倒不如说大众语言正在回到它应该拥有的那份中心地位,正是因为这样,我们认为大众语言有一种返中心的倾向。 这里的返中心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中心化,也不同于有人主张的那种中心;中心化强调中心语言对大众语言的规训和同化,而返中心则是指大众语言争取中心地位的自觉的、主动的过程;取中心是指替代中心,显然大众语言不可能有这个威力(除非国家对中心语言重新确认),返中心是以承认中心语言主导地位为前提的。那么,大众语言的返中心倾向是怎么样的呢?下面,我们可以从川渝地区“雄起”和“棒棒”这两个词语的考察中窥见一斑。 “雄起”一词的本义是指男性生殖器的勃起,可以看作是男性生命力的本体象征。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当时重庆还是四川省辖市,重庆也没有自己的甲A足球队,重庆球迷经常跑到成都为四川全兴足球队加油;据说,当时重庆球迷在一次比赛中高呼:“全兴队,雄起!”,并且还打出了横幅。这一呼声引起了在场球迷的共鸣,于是“雄起”之声随着全兴足球队的身影传遍大江南北:不仅关于全兴足球队比赛的电视转播中“雄起”之声不绝于耳,就是川渝两地报纸的体育新闻中也是不厌其烦地使用。 在外地球迷看来,全兴队球迷高呼的“雄起”,不过就是别人早已用惯了的“加油”口号的变种或者方言化而已。可全兴足球队的球迷们觉得这个“雄起”更能言说他们的心声,虽然他们自己也长时间的叫过“加油”,但“雄起”比“加油”更过瘾。尽管远远超出本义的“雄起”与“加油”一样,都有为自己支持的足球队鼓劲的意思,但从文化的意义来看,这两个词语有本质的区别:“加油”过多强调的是借助外在力量,而“雄起”则更关注靠自身力量来实现本体的超越。或许,这就是“雄起”被提升为大众语言并在全国广为流行的原因吧。 如今,“雄起”一词在国内传媒中被广泛运用,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