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本文以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为研究对象，选择从空间的角度介入，将小说置放于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框架中进行观照，并结合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与巴什拉的空间诗学理论，对文本中所指涉的空间，从物理空间、精神空间以及社会空间三个维度进行整体性分析，以期为小说中的“江南”空间研究提供一种有效的考察视角与阐释。
第一章断裂与求解：“空间想象”的缘起
第一节“90年代”与先锋认同困境
时间迈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腾飞，社会全面解冻，工厂、企业犹如正在疯狂分裂的细胞，座座相连，资本犹如飓风一般，席卷了中国的各个角落；与此同时社会文化结构也发生着深刻的转型，个人的主体性被推至前台。
然而这簇象征极度自由的泡沫，带给人们的却是极度的失重眩晕感，商品经济观念不断挤压知识分子人文价值观念的生存空间，并取而代之成为主流观念。于是，知识分子开始陷入一种由无名的迷惘与失落所编织的巨大的网之中。一九九三年六月，作家冯骥才在《一个时代结束了》一文中，更是语重心长地宣称“‘新时期文学’已经画上句号”。冯骥才关于“文学终结”这一说法深刻揭示了时代语境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一九九二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确立，中国商品经济发展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经济日益取代政治成为时代的主流话语，文学被置放在社会的边缘位置。在商品和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刷之下，知识分子纷纷阔别八十年代的理想化，文人“下海”成为一时之热，于是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既是一个人性充分彰显的年代，也是一个人性堕落与精神萎缩的年代。
翌年，王晓明等学者刊发在《上海文学》杂志上的一篇名为《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危机》的文章，将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推至台前。文章通篇虽并未点明人文精神的具体概念与内涵，但学者们将其否定性概念作为参照，对以王朔等人为典型的文学创作现象提出批驳，认为王朔的文学创作可用“媚俗”二字评价，他以“调侃”去迎合商业化的文化环境，与时代合谋。当改革开放的时代巨幕缓缓拉开，市场经济的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很难“透过物质层面去观察精神史的吉光片羽”①，弥漫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是挥之不去的巨大焦虑。
第二节成长的履痕
格非自己曾直言“江南是其一生的命题”，当三部曲陆续写成，需结集出版命名时，格非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起名为“江南三部曲”，舍弃了学界呼声极高的“乌托邦三部曲”。细究其缘由，其实不难窥探，他选择“江南”作为建构空间的原型与载体，与他自身的成长经历息息相关,正如那句规箴所言“生活是写作的导师”。
格非在《春尽江南》一书出版时，曾在开篇牟言中谈及，关于这部书的统一命名，他毫不犹豫地选择称其为“江南三部曲”。在格非看来，“江南”不只是简单的地理名称，更是历史与文化的具象符号。同时，格非自1964年出生，直到2001年调至清华大学任教，其间三十七年的岁月均在“江南”度过，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江南之子。在江南长久的栖居，江南的自然环境与人文历史润物细无声地滋润了格非的心田，给他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幼年时的格非，每逢过年时节便跟随母亲来到外婆家过年，外婆居住在江北，格非与母亲的出现常常使得街坊四邻驻足观望并奔走相告“江南人来了”。
格非的出生地为现今的江苏省镇江市的丹徒区，“江南”之于格非，既是时间的存储器，又是生存的试炼场；格非对“江南”的情愫，其间既包孕着对原乡的认同，又寄予着对现代的反思。与此同时，格非在参加高考后顺利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又成功留校任教多年，从1981年进入华东师大学习、工作，到2001年调离，格非在上海度过了长达二十年的时光，这使得他与“江南”的关联更深。出生地丹徒区和上海都属于广义上的江南地区，颇有江南特色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意蕴，格非便在这氤氲水汽中展开了自己对江南地区的重构与想象。
第二章地域的江南
第一节江南的谱系
“文化意义上的‘地’使得此地之‘人’始终秉承着浓厚历史记忆”①，格非曾说，相较于“乌托邦三部曲”，他更愿意用“江南三部曲”这一标题，这正与江南这一名词自身所包含的地域元素相关，格非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地之子”。
要研究格非在“江南三部曲”中对江南地区的空间想象，首先要厘清“江南”的范围，它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由于历代历年的行政区划有异，使得江南在空间形态上屡屡发生变化，成为一个难以界定且复杂的概念。广义上看，古时江南地区的划定可北至皖南，南至福建，西接四川盆地，这无疑等同于“南方”这一大概念；从狭义上看，我们可以发现，无论行政区划如何改变，江南地区始终以“八府一州”为中心的太湖流域为核心区域，这便是现下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
所谓的“八府一州”说，由李伯重先生提出，具体是指明清之际的苏州、常州、松江、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以及太仓州。翻看中国的地理版图，其实不难发现，八府一州现属长江三角洲，又称太湖流域。在李伯重先生看来，江南地区的划分依据最重要的是有同一水系，使其内部形成较为紧密的联系，太湖即是贯穿其中的江南水网。
第二节江南的风物
格非作为一位成熟的“地之子”，将自己对于文学原乡的想象投射到了江南特有的自然风物身上，诸如紫云英、荼蘼花、苦楝树、紫色睡莲，这些景致频繁点染在这一幅广阔的“杏花微雨江南”画卷上，共同构筑了故事展开的乡土空间。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始，受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影响，地域文化的表征日益淡化，但长期以来的文化熏陶和积淀是不可磨灭的，江南地区的自然环境仍然对格非的创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江南因子依然包裹着文字，在文本内部呼吸和蔓延，这其中最有力的便是江南的自然环境，这一切都源于江南的地理位置和气候。在分析各地自然环境与地域差别时，有部分学者认为，“在地理环境的诸多要素对文学所构成的诸多影响当中，气候的影响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强有力的影响”①。气候在对文学发生作用时，一方面直接作用于文学，另一方面由人文气候传递给作家，进而影响他们的气质生成、审美感受与作品整体风格。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著作《论法的精神》中也谈及气候对文学创作产生的重要影响，算得上是“一切影响中最强有力的影响”②，如此的气候影响，会对一个作家的审美特质形成命定的桎梏，从而表现在对书写对象的选择上。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始，受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影响，地域文化的表征日益淡化，但长期以来的文化熏陶和积淀是不可磨灭的，江南地区的自然环境仍然对格非的创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江南因子依然包裹着文字，在文本内部呼吸和蔓延，这其中最有力的便是江南的自然环境，这一切都源于江南的地理位置和气候。在分析各地自然环境与地域差别时，有部分学者认为，“在地理环境的诸多要素对文学所构成的诸多影响当中，气候的影响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强有力的影响”①。气候在对文学发生作用时，一方面直接作用于文学，另一方面由人文气候传递给作家，进而影响他们的气质生成、审美感受与作品整体风格。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著作《论法的精神》中也谈及气候对文学创作产生的重要影响，算得上是“一切影响中最强有力的影响”②，如此的气候影响，会对一个作家的审美特质形成命定的桎梏，从而表现在对书写对象的选择上。
第三章精神的江南....................................27
第一节阁楼：有意味的精神空间形式.................................27
第二节爱情寓于革命之中：两性主体的对话............................32
第四章社会的江南.......................................42
第一节花家舍的变体.................................42
第二节“鹤浦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48
第三节市场经济时代中的家庭空间.................................50
结语..........................................54
第四章社会的江南
第一节花家舍的变体
空间作为一种个体社会存在的基本向度之一，它与社会互相构建，形成双向互动的关系。正是在这层意义上，个体常试图通过改造空间实现对社会的改造，在空间内部，以空间的变革来推动社会变革的实现。福柯提出的“全景敞视监狱”似的规训空间，通过对权力的利用来对个体进行治理，古时的中国，修建城池便是治理空间化的生动注脚。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鲁西奇认为我们修建城池的初衷并非仅仅为了防御，更多地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国家治理，使空间为权力所用。在二十世纪的空间转向视域下，空间也被认为是一种“产物”，改变了以往将空间视为“静止的容器”的线性观念，即空间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与个体干预中不断更新的；同时，空间也对社会具有反作用，会影响甚至决定个体的行为。正是在此基础上，列斐伏尔提出社会的革命需要空间革命的倒逼，也就是说，假如没有空间的革命，社会的革命也无从谈起。
在格非充满张力的富有革命色彩的文本世界里，江南地区的革命空间意象是其最为醒目的焦点元素，诸如“普济学堂”“夏府”“薛宅”“花家舍”等空间意象在其文本中经常出现。而在所有的革命空间意象中，花家舍无疑是最为典型且蕴含最为丰富的意象之一。花家舍是“江南三部曲”中的一片神奇土地，无论是近代还是当代，这里似乎都能成为一个将要实现的大同之地，可视为“江南三部曲”的微缩图景。于是，格非选择用“花家舍”这一空间贯穿三部曲，通过时间上的连续与空间的复现，来构思“江南”的宏大景象。
结语
格非的江南书写，写出了在人文精神消逝的90年代，“江南”成为人类返回不了的故乡后，理想与精神沦陷的这一时代悲剧。但他没有仅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