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本论文以《京报副刊》新诗传播为研究对象，考察《京报副刊》上新诗的自身特点与传播面貌，探究《京报副刊》在1920年代中期对新诗建设与发展的意义。
第一章 新诗场域建设与主编编辑实践
第一节 新生报纸副刊与编辑老手的遇合
1924年10月孙伏园从《晨报副刊》②离职，1924年12月5日《京报副刊》创立，孙伏园上任《京报副刊》的主编。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孙伏园就从一个大报副刊转向另一个大报副刊，其间的种种不免引人猜想。孙伏园与《京报副刊》的相遇既是偶然，也是必然。面对着新兴的报纸副刊，具有丰富编辑经验的孙伏园如何进行刊物建设，搭建属于自己的作者群颇受时人的关注。
一、离“晨”赴“京”：主编上任与刊物建设
1925年12月5日在《京报副刊》创立一周年之际，孙伏园发表了《〈京报副刊〉一周年》一文。文中孙伏园回顾了自己离开《晨报副刊》的经过，为自己与《京报副刊》建立联系说明缘由。1924年10月的某日，时任《晨报副刊》主编的孙伏园拟将鲁迅的一首拟古打油诗《我的失恋》发表在当日的副刊上，不料晚上去看样稿时，却发现《我的失恋》一诗已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抽去。刘勉己“慌慌忙忙的，连说鲁迅的那首诗实在要不得，所以由他代为抽去了。但他只是吞吞吐吐的，也说不出何以‘要不得’的缘故来。”③这让孙伏园十分火大，第二天便辞去了《晨报副刊》的编辑。孙伏园的交代到此为止，但时至今日，我们早已明晰《我的失恋》被撤稿一事不过是一个直接的导火索，孙伏园离职的真正原因其实与当时新文化人士内部的聚合分化有关。
《晨报副刊》属于研究系的报纸，随着政治形式的急剧变化和派系斗争的进一步扩张，研究系有意将《晨报副刊》收回自己手中以此壮大自己的言论势力，而不属于研究系阵营的孙伏园自然成为受排挤的对象。并且，当时孙伏园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批评政治、社会的杂感与论文也早引起《晨报》老板的不满。另一方面，鲁迅的这首《我的失恋》据他自己所说“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①，但实际上讽刺的正是同为研究系阵营的徐志摩的诗，这自然不被允许。因此，该诗作被抽去不单是纯粹文学趣味上的分歧，更是一次有针对性地对编辑权和话语阵地的争夺。向来注重自己编辑权力的孙伏园为此愤而离职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第二节 孙伏园的办刊理想与编辑实践
主编的编辑理念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刊物的编辑实践。在孙伏园接手《晨报副刊》时，新闻芜杂、杂志贫弱，早期许多有影响力的刊物逐渐倾向政治研究，改版后的《晨报副刊》恰好成为传播新思想、宣传新文艺的主要阵地，也是孙伏园大胆实践自己编辑理念的平台。在孙伏园的主持下，《晨报副刊》风靡一时，极受当时的学界欢迎，而孙伏园也在这期间不断提升自己的编辑能力，成长为一名一流的编辑。1920年代中期，尽管这时文坛的创作不及“五四”热闹，但随着三大副刊的相继转向①，《京报副刊》无疑担负起发表新文学的重要使命。历史似乎总是给予孙伏园机遇与挑战，不同的是，此时孙伏园的编辑思想更为成熟，并拥有一批较为稳定的作者群与读者群。在充分的编辑自由下，《京报副刊》成为孙伏园理想副刊的实践园地。
一、由“破”到“立”：眼光与抱负
《理想中的日报附张》一文既是《京报副刊》的发刊词，也是孙伏园几年来编辑思想的集中体现。文章先“破”后“立”，在开头即对当前日报附张存在的两种弊端进行批评，孙伏园称它们为“无线电的两极端”。“甲极端”的副刊“本意是供人娱乐，结果却成了劣等的滑稽”②，副刊内容没有充分考虑读者的阅读趣味，内容往往流于模仿与猎奇。“乙极端”的副刊内容则过于艰深晦涩，脱离日常生活，不在读者的知识理解范围内。言外之意，副刊内容应该兼顾趣味性与学理性，既紧贴日常生活，迎合大众口味；又能注重思想引领，远离低级趣味。可以说，在文章开头孙伏园便奠定了日报副刊的总体基调，而这也是他从事编辑以来始终坚持的编辑原则。在这一原则下，孙伏园阐释了他理想中日报附张的样态。
第二章 新诗创作风貌与形质探究
第一节 新诗语体的承接与丰富
在白话新诗发展的最初阶段有两种关键的可借鉴资源。一是外国的散文诗，二是本土的歌谣。它们分别从不同面向上丰富了新诗的语言和体式。散文诗散漫的诗形、自由的诗语十分符合早期新诗从形式到语言的变革要求和新诗散文化的内在倾向；歌谣则为新诗带来更自然、清新的口语，顺应了新诗民间化的趋势。因此，散文诗与歌谣作为新诗的两种类型在五四时期得到了新诗人们的积极倡导与尝试。在《京报副刊》上，对新诗语体的承接与丰富首先就表现在散文诗体的建构与民间诗语的运用。
一、“散文化”旨趣与散文诗体的建构
早期新诗人们在“散文化”旨趣的影响下，并不重视诗与散文的分野。康白情就认为“诗和散文，本没有什么形式的分别，不过主情为诗底特质，音节也是表现于诗里的多”②。尽管康白情强调了诗中的情感与音节，但是早期的新诗创作情感较为薄弱，对音节也过于漠视，语言上追求的是“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③的散文化表达。在这样的倾向下，自由诗或许还能从分行上与散文进行区别，散文诗则因贴近散文的形式而往往造成分辨的困难。
第二节 新诗形质的新探与实践
新诗自立足文坛以后就在不断反思与变革中成长。胡适等人提倡的白话诗讲求诗体的解放、语言的明白晓畅，却不免流于内容的粗陋与情感的单薄；郭沫若诗歌奔放的想象，热烈的情感一定程度上缝合了早期新诗的写作裂隙，但极端宣泄的情感也导致了滥情主义、感伤主义的盛行；后来兴起的湖畔派、小诗派的诗歌情感抒发更个人化、细腻化，丰富了抒情诗的内涵，受到很多新诗人的青睐。但湖畔派的恋爱诗发展到后期极易造成新诗情感的虚浮，小诗则因诗行的限制而导致情感的零碎，有的近似哲理，二者总体上缺乏艺术与思想的深度。可以说，新诗发展到1920年代中期，混合着“五四”以来新诗的各种样态，新旧问题已解，内部弊端凸显，新诗的形质问题被提到了发展的首位。《京报副刊》作为这一时期重要的文艺园地，在新诗诗形与诗质的探索、实践中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媒介作用，既体现出群体的代表性，又具有个人的多样性。
一、新诗外在诗形的群体性试验
《京报副刊》上所刊登的一些新诗在音节上注重韵律，在诗行排列上，多采用三节式结构，每节内诗行行数、长短基本一致，且常以首句的重复构成呼应，相比散漫无章的自由诗体，在外在形式上更为讲究。并且，这一时期“新月”文人们的创作也体现出了群体性试验的努力。尽管要到1926年4月《诗镌》创刊后，“新月诗派”才正式形成，“三美”理论也才作为格律诗的重要形式主张被提出，但在这之前，对“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形式探索就已自觉进行着。
在外部形式的表现上，徐志摩最注重的是诗歌的音乐性。他在1924年译波德莱尔的《死尸》时，便在诗前附言说明了诗歌与音乐的关系并突出音节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宇宙人生的实质，自然的一切事物和思想都只是音乐，“所以诗的真妙处不在他的字义里，却在他的不可捉摸的音节里”①；之后在新月诗派创格的主张中，他也着重强调了音节对于诗歌的意义，“一首诗的秘密也就是它的内含的音节的匀整与流动”②，从中可以感受到徐志摩对新诗音乐性的执迷。
第三章 新诗发展问题论辩与路径探索 ······················· 44
第一节 新诗热点话题论争....................................... 44
一、“抄袭案”与新诗创作问题 ............................... 44
二、“译诗指摘”与新诗翻译问题 ............................... 48
第四章 域外诗歌译介 ······························· 67
第一节 译介对象的选择................................... 67
一、开阔敏锐的译介视野 ............................ 67
二、紧贴时代的译诗内容 .............................. 69
结 语 ····················· 83
第四章 域外诗歌译介
第一节 译介对象的选择
《京报副刊》共刊载译诗24首，若从历时角度看，数量上自然远远不如孙伏园主持时候的《晨报副刊》，但若比之同时期的其余三大副刊（此时《晨报副刊》译诗30余首，《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译诗均不过10首），《京报副刊》上的译诗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参考价值。对此，我们不妨先从整体上观照《京报副刊》在译介对象选择上的特点。
一、开阔敏锐的译介视野
《京报副刊》在译介对象的选择上容纳面广，总体呈现出开阔敏锐的译介视野。
表6呈现的是《京报副刊》上的具体译诗情况。从译介国家看，《京报副刊》上的译诗涉及英、法、德、俄、荷兰、波兰、罗马7个国家，其中英国诗歌译介最多，有9首，法国其后，译有7首，两者即占了译诗的三分之二，这与当时诗坛重视译介英法两国诗歌的趋势相一致。从译介文体和表现形式上看，不仅有常见的自由体抒情诗、叙事诗，还有荷兰的散文诗、德国民歌、俄国寓言体诗等。选译的作者大都是享誉各国的诗人，如英国的济慈、雪莱、丁尼孙，法国的波德莱尔、魏尔伦，俄国诗人梭罗古勃，罗马诗人卡图路斯等。他们有的在“五四运动”中已得到充分译介，有的正在成为译介的热点，有的还不被人们所注意。选译作者涉及俄国象征派，英国浪漫派，法国浪漫派、象征派等诗歌流派，呈现众声喧哗的面貌。而从译者的角度看，既有文坛大家鲁迅，也有当时的诗坛新秀朱湘、天心，同时还有一些专业型译者，如韦素园、杨丙辰等。译诗的选择也与译者的个人专业、兴趣紧密相关。朱湘一直以来都十分推崇英诗，视英诗为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