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就笔者看来，关于文艺本质的讨论，从文学诞生伊始便已经产生，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但对于“文学的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学术界始终没有达成共识，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说法。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文学这一人类的精神活动首次与意识形态这一政治概念发生了关系，因此，无论这两次争论的重点到底是什么，都不应脱离马克思的社会结构学说。此外，在对本质主义的探讨上，要从辩证法出发，不仅要承认其在历史上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也要注意到它的弊端性。虽然本质主义有时会显示出极端性，显得僵化呆滞，但并不代表着我们要对其进行全盘否定、抛弃，反而显示出另一种形式的本质主义倾向。
第一章 文学审美本质论的历史文化语境
第一节 文学审美本质论的历史语境
20 世纪 70 年代末，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在思想领域仍然存在着僵化混乱的情况。泛政治化、泛哲学化的问题仍然是当时文艺理论界最为严重的问题。社会现实的急剧变化和文艺的新要求，再加上受到现代西方文论思想的影响，人们发现以往的旧理论已经僵化落后，无法解决文学自身的问题，也无法满足文学创作的需要，因此，文艺理论界亟需建立新的符合新时期文艺发展需要的新理论。虽然受时代的限制，人们思想解放的幅度有限，仍然无法完全摆脱传统旧思想框架的束缚，但是文艺工作者们不断地进行反省深思，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探索新思路新方法，适应着社会和文艺现实的需要。作为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新时期反省现实，注重人性。作为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新时期文论的发展在我国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这个时期对文学的定义以及由此引发的此起彼伏的文学论争，不仅推动着文学理论范式的转型，促进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而且也为童庆炳的文学审美本质论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准备。
一、“拨乱反正”的新时期
(一) 思想解放运动的到来
“文革”结束以后，“两个凡是”的政治主张仍然在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领域拨乱反正的任务。为了冲破人们根深蒂固的思想藩篱，肃清“四人帮”的影响，1978 年 5 月 11 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该文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出发，指出只有实践才能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便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实践的标准，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篇文章被视为当时中国一个重要的“政治宣言”，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随后，《解放军报》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一文，强调理论必须由实践进行检验来证明其正确性。此外，邓小平也多次发表讲话，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进行了肯定并做出了有力的支持。在这些观点的推动之下，全国形成了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热潮，促进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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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学审美本质论的理论语境
从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发展的状况来看，美学的影响力极其显著。上个世纪80 年代初，政治工具化压制下的知识份子迫切地希望将文学理论从面目可憎的政治说教中解脱出来，从而还以文学和审美的本来面目。《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道主义美学思想对当时的中国文论界产生了重要的意义，彻底地颠覆了当时政治价值凌驾于审美活动的优先地位，将审美的合法性置于与生俱来的人性的基础之上。童庆炳对“审美”这一美学范畴的理解更加深入全面，他围绕着“审美”特征，对文学艺术活动中的各个要素与运行规律进行了详细的阐释。经过考察，可以发现童庆炳的文学审美本质论主要呈现出四大理论资源的影响：“文学是人学”的命题重提、“巴黎手稿”美学热潮、西方现代文艺美学，主要以“主体论”思想和康德的美学思想为代表，以及中国传统的审美体验论思想。
一、 “文学是人学”的命题重提
文学是人类精神的产物，人的本性和心灵滋润和制约着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而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对文学的本质进行理性思考与探讨的科学，更是必须以“人”为切入点来开始自己的理论探求。然而“人”与人道主义精神在中国的文论史上经历了一段坎坷的过程。 “文学是人学”的说法最早见于前苏联学者高尔基，在其著作《论文学》《论技艺》中，他提出文学是“人学”，而不是“地方志学”或者“人种学”
文学家所使用的材料是和他拥有同样趣味、情绪、愿望、品质的鲜活的人，文学家的工作是“创造性格的工作”，“创造典型”的工作。在高尔基的创作生涯中一直都在强调人道主义精神，赞美和宣扬人性。在他看来，文学应该将人作为关注的中心和焦点，围绕着人来展开文学创作进而展现人性，文学最终落脚点也应该是为了人。
在前苏联文论界，高尔基的观点不再受到广泛推崇。很多人从“唯物认识论”出发认为文学是现实的反映，“现实”才是文学的中心，“人”只不过是用来反映现实的工具和方式。这种说法坚持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都应强调文学反映和“外在现实”。“人”的存在只是为了写现实，如何认识“外在现实”真实地反映它的面貌是文学的根本任务。总的说来，这种说法其实是一种庸俗的“唯物认识论”，它把“人”，尤其是“人性”“人情”联系起来，认为如果一味地写“人”就显示出“唯心”的倾向，而“物”才是“现实”。如果要“唯物”的话就必须将“人”的一切东西都剃掉。对这种观念的推崇的后果便是将一些文学作品的着重点全部放在描写生产过程和战斗场面之上，完全忽视人物的思想感情、精神面貌和性格特点。受其影响，50 年代的中国文论界也充斥着这种说法，在当时的文章和文艺教材当中随处可见其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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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学审美本质论的形成与拓展
第一节 从文学“他律”向“自律”的转移——审美反映论
新时代初期的文学理论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二是文学自身的特征究竟是什么。受时代、政治的约束和苏联文论长期以来的影响，文学一直被看作以形象为特征，是政治的工具。童庆炳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为基准，从苏联“审美学派”的理论和中国古代的文论中吸收养分，将审美看作文学的本质，认为文学作为一种人类的精神活动始终是以审美活动作为核心，从审美出发对文学活动的各个要素和审美过程进行阐释。在具体的观念呈现上，他立足于中国文学理论现实，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论出发，提出了“审美反映”论。这个理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文艺理论界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一、对文学旧说的突破
新时期之初，文论界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文学工具论。受时代和政治的影响，该理论将文学的政治性抬到了至高点，把文学当作政治的附庸，忽视了文学自身的独立品格，该观点统治了中国文论界数十年。实践证明该理论完全脱离文学创作，缺乏科学的理论依据。第二种观点认为“文学是人学”。这种观点相较于文学工具论来说有了很大的进步，它把文学从政治的捆绑中解放出来，把人提到了本体上的地位。但这个说法太过于宽泛，因为例如生理学、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同样以人为对象并展开研究，因此显得文学与这些学科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因此，这个观点无法将文学与其他学科严格区别开来，当然也就无法真正揭示文学的本质特征。第三种观点是建国以来流行最广，并在中国文论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文学形象说。受苏联理论思想的长期影响，再加上苏联文艺理论教材的引进，“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的说法成为了许多中国文学理论和文论教材中的通用观点。但从辩证法和创作实践的证明来看，这种学说太过于片面狭隘，也是不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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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学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审美意识形态论
新时期的文艺理论界从各个角度出发，围绕着文学提出了一系列学说，例如文学活动论、艺术生产论、语言本体论等。然而实践证明，这些观点虽然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从多维度对文学进行探讨，但始终显示出顾此失彼、过于片面化的特点，难以深入文学的内部，揭示文学的真正本质。例如文学活动论总是将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和文学活动视为一物，混淆了二者的区别；艺术生产论总是专注于文学创作中显示出的商品价值；文化论则一味的专注于社会文化这个角度，反而忽视了历史文化所存在的缺陷性等等。而童庆炳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为理论视角，将文学的审美看成是一种价值系统，揭示出了文学审美的本质特征。
一、文学的“审美场”
80 年代早期，针对长期以来文艺界对文学本质的错误认识，童庆炳因时制宜地提出了文学审美反映论的观点。然而在具体的陈述之上，对该理论的研究仍然不够全面详尽，因此他一直都在不断地反思和努力钻研，试图对这一命题做出更好更深入的阐释。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把目光投向了心理学，试图借用心理学中的“格式塔质”的概念来对文学的本质进行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格式塔质”原本是由奥地利心理学家爱伦费斯提出来的，是“大于部分之和”的一种具有“新质”的东西。童庆炳认为文学也具有一种“格式塔质”，即“审美场”。他把其比作“维纳斯的腰带”，认为“只有偷到‘维纳斯的腰带’（审美场）的作家才是真正的作家，而只有这种作家才能创造出真正的文学艺术作品。”①对于“审美场”这一观念，童庆炳在《审美场——文学的艺术特性》一文中有着完整的解说。首先，“审”这个字代表着审美主体——人的接受、存储和加工信息，是一种包含了观照、感悟、判断的行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一切心理机制，包括注意、感知、情感、想象、理解等都处在最活跃的状态。接着，“美”作为“审”的对象，主要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