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笔者认为焦祖尧的工业叙事主要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对现代化进程中工业生产领域，特别是煤炭工业领域生产、生活场景的艺术呈现和反思，表达了作家对工人阶级艰难生活处境的同情和怜悯，对他们伦理道德品质和工业精神的歌颂和赞美，以及他们在面对危险和苦难时展现出的人性的善良和生命的伟大，流露出作家对工人阶级的深厚情感，以及向德向善的伦理诉求和价值取向。“十七年文学”时期，焦祖尧用文学的笔触展现了工人阶级积极奋进的精神风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政策造势。改革开放后，焦祖尧敏锐地抓住了社会发展的趋势，在展现现代化成果、表达对改革的支持的同时，也对工人阶级从峰顶走向没落的状况表现出关注和同情。
1 绪论
1.1 选题背景
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写道：“对于‘当代’文学来说，城市有其不可忽略的重要性，也有急迫需要表现的对象，这就是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的劳动和生活，以及发生于工厂、矿山、建设工地的矛盾斗争。这一文学题材被严格限定为‘工业题材’创作。”[1]工业题材创作是以工业生产区域为故事背景的，但其并不仅仅描写工业领域的生活，它还要不同程度地反映、揭示工业领域的内在矛盾和社会问题。广义上说凡是描写工业领域生活的文学都属于“工业题材创作”；从严格意义上说，反映了工业领域生活且揭示了工业领域的社会问题的方是真正的“工业题材创作”[2]。工业题材创作因其具有特殊的历史内涵和意义价值，能够反映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而备受学界关注和热议。许多作家在工业题材创作领域进行了积极地尝试，并创造出一批极具社会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作品。原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焦祖尧就是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焦祖尧 1936 年出生，江苏省武进县人。1955 年毕业于苏南工业专科学校汽车发动机制造专业，被分配到大同国营 616 厂任技术员。1961 年调大同市文联任秘书长，开始深入煤矿生活。粉碎“四人帮”后，任大同市文联副主席。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1 年调山西省作协任副主席，1984 年兼任党组副书记。1988 年被选为山西省作协主席，并任党组书记。中国作协第四、第五届主席团委员，1986 年当选为第五届中共山西省委候补委员，1991 年当选为第六届山西省委委员，是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大代表。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
焦祖尧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之一，是山西文学界承前启后的领军人物和著名作家，他继承了山西当代文学第一代作家的优秀文学传统，开启了山西第三代作家的先河。在他 60 年的创作生涯中，始终坚持以工厂、矿区为背景，
以人为创作中心，怀着对工业的特殊情感，坚定执著地在工业题材的文学园地中跋涉。1957 年初，焦祖尧在《火花》杂志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两个年轻人》，从此步入文坛。随后，焦祖尧有 4 部短篇小说集先后问世，即《故事发生在双沟河边》、《春天在榆树堡》、《在阳光下》、《光的追求》，这 4 部作品是他早期创作的代表。著名作家马烽曾为《光的追求》作序，称赞他的作品“有塞北的刚健之气，又带着江南的明丽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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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选题意义
美国学者华莱士·马丁认为：“叙事是叙述者用自己的话语描述所发生的一切（或讲述人物想到和感到的一切）。最狭义的叙述等于概括或讲诉。”[4]我国学者张春泉认为：“叙事是人们用语言（含记录语言的文字）将各种经验组织成有现实意义的事件的基本方式。叙事包括对事理的叙述和对事件的记叙。”[5]由此推之，工业叙事是指叙述者用自己的话语描述工业领域所发生的一切，亦即叙事者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再现工业领域的生产、生活现象。与农村叙事相比较，工业叙事所围绕的核心和焦点是工业生产，是工厂、煤矿、工程设备等工业领域独有的空间和意象。而农村叙事则往往以乡土为族群，人们的生产、生活、经济来源等均以土地为中心，叙事中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围绕土地展开。如果说农村叙事是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叙事，那么工业叙事就是具有浓厚工业化气息的叙事。本论文从具体的文学文本出发，以工业叙事为切入点，对焦祖尧的工业题材创作进行整体研究，探寻其背后所蕴含的创作思想和人文情怀，并透过这些作品来审视上个世纪 50 年代以来我国工业改革的发展进程。此选题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焦祖尧作品中的工业叙事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重新解读和评价其作品的文化价值。焦祖尧在其 60 年的创作生涯里始终坚持对工矿世界的书写。他的创作来源于生活、发自内心，就像纪念碑一般记录下不同时代工矿生活的景象，为我国工业文化研究提供了有力素材，具有深刻的工业文化价值。自 1955年毕业后，山西省成为焦祖尧的第二故乡，他的作品基本上都以山西省的社会历史为背景，以山西人民作为叙事对象。因此，对焦祖尧工业题材作品的研究也是山西省区域文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具有非常重要的区域文化价值。
其次，重点探究其作品中对“人”的描写，感受和体会作家深厚的人文情怀。焦祖尧曾说：“文学创作的中心是写人。人是在集体、社会中生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特定事件和环境中的变化构成了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呈现出丰富复杂极其纷繁的生活现象和社会现象。”[6]由于作家善于观察生活，熟悉工矿、农村的各种各样人物，因而塑造了众多鲜活、丰满、扎实的人物形象，有的达到了典型的高度。焦祖尧笔下的人物形象是具有非常鲜明的性格特征的，作家善于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借人物之口“喊出自己内心的声音”，流露出自己浓厚的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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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焦祖尧工业叙事的历史文化语境
2.1 现代化与工业叙事的话语建构
关于什么是现代化，国内外的学者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议。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说:“现代化指较为典型地发生在传统的前工业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种广泛的内在社会变迁。”[23]这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分析现代化的内涵，这些学者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贝迪阿·纳思·瓦尔马在其著作《现代化问题探索》一书中较为全面地阐明了现代化的含义：“民族生存；集团之间融洽和和谐；经济上自给自足；消灭饥饿、贫困和营养不良；教育；文化上的独立自主。”[24]他认为，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工业化，还包括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的现代化。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罗荣渠教授则认为，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25]。由此可见，国内外学者站在不同的角度来研究现代化会产生不同的定义，但所有研究者都承认，现代化与工业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的现代化国家来说，国家工业化甚至可以等同于国家现代化。
如果说，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是从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角度来定义现代化，那么，文学家则是通过叙事手法和文学想象来展现现代化的成果或影响。长期致力于工业题材创作研究的于文夫曾说：“‘工业题材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与中国近现代以来对现代化的想象与期待密切相关。‘工业题材’小说由此成为中国工业现代化的晴雨表。”[26]焦祖尧的工业题材创作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文化语境，以工矿世界的人为核心和出发点，将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工业现代化历史发展进程与自己的创作相结合，用恰当的叙事话语建构起了焦祖尧式的工业发展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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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工业叙事与身份认同
焦祖尧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坚持对工矿世界的文学表达，这与作家对个人身份的认同密切相关。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认为：“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与其所处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相关。”[54]曼纽尔·卡斯特认为：“认同是人们获得其生活意义和经验的来源，它是个人对自我身份、地位、利益和归属的一致性体验。”[55]国内研究者则从心理学角度把身份认同定义为：“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以及所伴随的情感体验和对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心理历程。”[56]由此可见，身份认同的内涵十分广泛，从目前对身份认同的研究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个人身份认同、集体身份认同、社会身份认同、民族身份认同、职业身份认同等等。本节将着重讨论焦祖尧个人身份认同与其工业叙事建构之间的关系。
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是焦祖尧对自己作家身份认同的重要取向。同时，对现实主义作家的身份认同也成为焦祖尧进行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力。现实主义创作最根本的意义是“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现实”[57]。作为作家的焦祖尧，始终坚持深入生活，认真读好“文字和生活”两本书，坚持在作品中写出自己的“所见、所感、所信”。因此，他所塑造出的人物形象并不是传统的“高大全”或一无是处的扁平人物，而是贴近生活真实的、立体多面的、善与恶并存的圆形人物。《跋涉者》中的杨昭远单纯、热情、正直，却又顽固、天真，他看不清邵一锋的真面目，空有一腔理想和抱负却无法施展。最终被邵一锋陷害，与心爱的人分开了二十年。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和磨难之后，他渐渐褪去了幼稚，变得更加成熟。中篇小说《病房》的主人公吴荣是一家小煤窑的矿长，他曾经去内蒙古做修理工，被“无产阶级专政”，坐了四个月班房，成了人人鄙视的“灰人”。他扮鬼报复看不起矿工的护士，喜欢上了朋友的妻子，向上级部门行贿，被法院下了传票。但是吴荣却敢想敢干，成为了小煤窑的矿长，他一心为了煤矿的发展，不计较个人利益，重视人才的运用，为人大度不记仇。生活中本没有十全十美的完人或彻头彻尾的恶人，善恶并存的人物形象才更加符合社会的真实情况，也更能够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