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90后”逐渐走入公众视野，社会舆论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这批“新生代”。一方面，在反对奥运政治化、汶川地震等事件中，一部分“90后”积极参与，表现突出，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另一方面，摸奶门、脱裤门、耳光门、录音门、烧钱门等层出不穷的负面事件密集曝光，屡次引发公众的“惊愕”和热议。据统计，出生于1990年后的人口为2.64亿，其中在校生约有1亿［1］。探究即将成为高等教育主要工作对象的“90后”青年群体在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方面的一些普遍性特点，并做好相关应对举措，业已成为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
一、“90后”青年群体的成长环境美国心理学家华生（Watson JB）认为，人除了某些基本情感是由遗传所得之外，各种行为模式都是依赖于社会环境，通过社会学习形成的［2］。由此，“90后”特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特点，与其成长发展的社会环境紧密相关。
1.物质条件相对富足，国家地位日益上升在经历了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后，90年代的中国迎来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拉开了“伟大复兴”与“和平崛起”的序幕，国民生活水平也得以大大改善。因此，“90后”成长于一个物质条件相对富足的时代，良好的物质生活对他们中的大多数而言都不是追求或憧憬的目标，而是一种现实的、甚至是习惯性的存在状态。他们是科学进步的见证者和技术革新的受益儿，笔记本电脑、手机、数码相机和MP4等“新四大件”已经成为“基本配置”。此外，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也会对“90后”心态的形成和变化产生一定的影响。
2.社会氛围更加开放，现实问题不断呈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大大提高，国际交流的广度与频度逐渐增加，开放性、交互性的社会环境渐渐成型，人们的思想空间日益宽松，思想内容渐趋活跃，社会发展愈发明显地呈现出文化多元、价值多元的特点。
不过，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社会转型是以历史浓缩的方式进行的，必然会产生更大的发展压力和精神压力，而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也会对“90后”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90后”的父母大多是“60后”，一方面，他们的青年时期多是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变革中度过的，对子女教育相对更加开明；另一方面，正值壮年的他们也是当下中国各行各业发展进步的中坚力量，由于事业上的需要牵扯了较多的时间精力，客观上也为“90后”的成长营造了较为宽松的空间。当然，由于社会的自由开放而产生的离婚率增加等问题也是“90后”人格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
3.信息时代悄然而至，网络生活蔚然成风根据最新统计结果，中国青少年网民规模为1.75亿人，在总体网民中占到51.8%。
由于现实世界中精神整合和指导力量的弱化和缺乏，网络以其资源丰富、信息即时、平台开放、空间虚拟、互动平等、状态隐秘等特点，对年轻好奇、喜欢探索的“90后”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因为当他们开始具备基本的价值判断能力和行为选择能力时，网络在中国社会中已经开始普及，这就使得他们身上的“网络色彩”非常明显，对网络的依赖甚至达到了“没有网络的生活无法想象”的程度，是名副其实的“网络一代”。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网络生活的接受方式和表达特点充分渗透进“90后”的言行中，海量信息的存在使他们拥有更多的机会，也面临更多的诱惑；另一方面，虽然网络世界相对物质世界而言是虚拟的，但相对观念世界而言仍是现实的。因此，“90后”青年群体对网络的依赖，也让他们的人际交往更早地具有了社会性。
二、“90后”青年群体的思想行为特点由于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90后”青年群体的思想行为方式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其中，既有令人欣慰、欣喜的优势，也不乏令人心忧、心急的弱项。
1.较强的国家认同与群体观念国家的强盛及国际地位的提升，能够直接地触及国民内心的情感，增强国民对于国家的向心力。
上海社科院针对“90后”青少年发展状况的调查报告显示，被调查者中89.1%表示“我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自豪”，充分体现出由于“90后”青年群体的成长历程与中国的崛起之路相互交叠，对于国家有着较强的认同感。与此同时，“90后”也渐渐形成了较强的群体意识，他们不仅拥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如“火星文”），更标新立异地将自己定义为中国未来的“粉红一代”，用欲红而嫩、潜力无限的“粉红力”
来为自己作出好的注解。更有甚者，2009年3月，华南理工大学北校区的近百名“90后”女生穿上一色粉红，共同发起“独立宣言”，希望通过“粉红力”概念的传播来纠正社会民众心目中某些稍显偏差的“90后”形象［3］。经过网络世界的风靡和现实中的烘托，“粉红力”已成为一个鲜明的集体性“标签”，不仅因为爱国主义的指向而备受推崇，更显示出由于年龄层次的切近以及社会舆论的审视，“90后”群体已渐成抱团之势。当然，群体观念不等同于团队协作意识，上海社科院的杨雄教授在进行相关研究时发现，“90后”群体在实践中相对缺乏一种对团队组织的忠诚感，更多是以个人和个性作为追求和崇尚的目标［4］，反映出“90后”的团队观念和协作能力有待加强。
2.突出的个性色彩与表达欲望开放的社会氛围的熏陶，使得“90后”强烈地希望彰显个性和表达自我，而无限广阔的网络平台也给他们提供了足够的表达空间。
他们既崇尚“我走我的路，别人怎能管？只手打天下，一身都是胆！”，一心想要“做自己”［5］，同时也希望通过各种手段发出声音、显示力量、争取地位、赢得尊重。这使得“90后”一代意识更加自主，视野更加开阔，信息搜集能力更强，“他们喜欢独立地观察、认识和思考问题，独立判断的能力越来越强，评判事物的标准更多元，尊重利益多样化，反对不加思考接受强加的说教，渴望话语权平等。”［6］另一方面，由于急切渴望受到关注，在部分“90后”中间也出现了一些具有“叛逆”、“非主流”色彩的非理性行为。例如，在网络热议的诸“门”事件中，大部分是有关早恋和“性”的话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固然存在着媒体报道为吸引眼球的信息过滤取向，但仍反映出由于性行为是一种“个性选择”，具有个人色彩，因此一些特别渴望张扬个性的“90后”会把性行为看作是显示自己独特价值和社会形象的机会，这无疑是他们在行为选择中不成熟的表现。此外，上海社科院的调查显示，有67.3%的青少年不同程度地认同“我觉得有些同学很讨厌”的说法，47.5%表示“和不熟悉的同学交往时，我感觉不自然”［7］，反映出在渴求自我表达的同时，部分“90后”缺乏对他人的理解和包容，在人际交往和沟通技能方面还有待加强。
3.理性的人生态度与目标设计由于社会开放带来的信息通达和网络交往的社会性，“90后”青年群体往往能更早地了解、感知社会生活的各种样态、规则和“潜规则”，加上当今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生存发展压力逐渐增大，催生了他们更加清晰、理性、务实的个人发展意识和生涯规划设计。
在上海社科院的调查中，只有5.1％的被调查者尚无未来人生目标的设计［8］；而在《南都周刊》对“90后”群体的一次采访中，给记者们最大震撼的不是“特立独行”、“反叛”、“非主流”，而是他们对自己的未来规划十分清晰［9］。这说明相对于前辈，“90后”对一些具体的事物、切身的利益更加关注，对生活的认识更加现实，对自身也有更为清醒的认识、更加明确的定位。不过，这种滋生于物质相对富足状态下的理性具有“功利化”、“工具化”的趋向，在促使“90后”更快融入社会的同时，也可能变“务实”为“实惠”，导致理想信念的缺乏和道德观念、是非界限的模糊。上海社科院的调查显示，对考试作弊的态度，有超过25％的学生认为“只要能考得好成绩就可以”或“无所谓”，23.8％的学生承认“如果其他人作弊，我可能也会跟着作弊”［10］。
中国青年研究→01/20104.鲜明的平等意识与快乐取向成长于网络时代的“90后”受互联网平等性、互动性等特点的影响，思想中逐渐树立起平等意识和民主观念，并倾向于以利益主体的视角审视个人与家庭、学校、社会的关系，进而与传统的思维、制度发生碰撞和冲突。同时，“90后”身上有着明显的“快乐取向”，即乐于接受自己感兴趣的事物，追求快乐的人生，反对沉重，摒弃（甚至解构）崇高，不喜读字而喜读图，不喜榜样而喜偶像等。这种取向既与现代话语表达方式相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部分“90后”由于父母离异等问题而缺乏安全感和快乐体验的反映。
据民政部相关统计显示，近年来我国的离婚率呈逐年上升趋势，1991年向婚姻登记机关和人民法院提出离婚的有143.6万对夫妇，而这一数字在2008年则达到了226.9万，增长近60%［11］。这也导致部分“90后”
情绪稳定性差，抗挫折能力弱。上海社科院的调查显示，有21.7％的青少年经常感到很沮丧，有4％的青少年承认在遇到重大挫折时经常想到放弃生命。此外，尽管快乐取向在自我表达、压力缓解、自信心提高等方面有积极作用，但这种人生态度也会导致追求享乐主义、责任意识弱化、缺乏自我反省等问题，诸如以“烧钱门”为代表的奢侈生活，以及部分“90后”对于性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缺乏承担的准备和负责的勇气，都映衬出“快乐取向”的单纯性和不成熟性。
三、“90后”青年群体教育引导对策探讨“90后”青年所呈现出的群体特征变化更加凸显出教育引导工作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从青年学生的长远发展看来，其人格组成中不仅需要“工具理性”
的支持，更需要“价值理性”的指引；另一方面，尽管“90后”的思维方式和行动特点呈现多元化，但他们发展自我、渴求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