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新世纪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日新月异，深化转型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全球化在中国大陆的推衍都将传统的性别议题推向了更广阔且复杂的社会空间。“人们面临的已不仅是‘自我个性’的问题，所处的也不是单一、封闭的历史和社会环境，毋宁说是多重的空间或并置的时代，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也变得愈加的‘纵横交错’了。”（陈惠芬，2007:281）以性别视角为基点透视和书写历史、现实、社会、文化、阶级、种族以及世界是当下女性写作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而“空间”则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说“自我个性”和“个人化”的情绪体验成为支撑“私人化写作”的主要材料，那么当下女性写作对性别差异和性别关系的讨论则必须转移到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在王安忆的女性写作中正是这样一次性别和空间的衔接完成了一场女性历史的重写，一次性别平衡生态建设的尝试。
第一章 性别与空间
第一节 空间建构与女性意识
文学批评理论在进入 20 世纪以来最突出的特点是跨学科趋势增强，文学衍射向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多个文化领域。王先霈在论著《文学批评原理》中就说到：“20 世纪的文学批评表现出一种泛学科的趋势，即通过与其他学科的联姻，在借鉴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特有的理论框架，在 20 世纪，几乎没有一种文学批评不与其他学科发生关系。”（王先霈，2004:26）作为一种新的批评方式——女性主义地理学，是 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的空间诗学与女性主义批评相碰撞后所产生的“反应”。性别与空间是如何产生关联的？空间在性别区分和构建的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会随着时空不同而发生变化吗？对这些问题的探索都导向了一个重要的性别议题，即揭示女性目前所面临的不平等待遇、生存的挑战以及性别歧视等问题是如何被空间一步步所塑造与设计的。女性主义地理学的目标就是：“要调查、揭示并挑战性别划分和空间区分的关系，揭露它们的互相构成，质疑它们表面上的自然特性。”（琳达·麦道威尔，徐苔玲、王志弘译，2006：16）
在介绍女性主义地理学批评的具体内容之前，我们应先弄清楚这门方法里所提到的“空间”“地方”“性别”以及“女性主义”具有什么样的特殊含义。女性主义地理学兴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交通和科技发展的飞跃性进步，时空的距离被大大压缩，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造成了人们对传统意义上的“空间”和“地方”的感受发生了变化，女性主义地理学将移置（displace）现象作为探讨空间和地方的立基点，首先考察的是在庞大的物质变迁下地方感和固着性（immobility）的丧失。女性主义地理学家认为，全球化进程并未将世界合而为一，反而是加剧了差异和多样性。这种因地方意义产生的焦虑感促使全球化势力重建地域（locality）,即打破把地方当作地图上的一块坐标、有着清晰的边界这种传统地理学的观念，转为对地方的界定是通过“社会—空间实践”完成的，这些边界是由权力与排外的社会关系建构并维系的,制定划设边界之规则的权力关系，造就了地方（place）。（Massey,1991;Smith,1993）这种“社会—空间实践”不但界定了经验上的区位（location）或位置（site）,更通过权力手段划定了哪部分人群归属某地，哪群人被排除在外。因此在这种新的视角下考察地方与空间，便可以得出一个新的结论：“社会距离不总是意味着地理距离，同一个笛卡儿空间的居住者，可能住在很不一样的‘地方’里。”（琳达·麦道威尔，徐苔玲、王志弘译，2006：7）这也就为之后讨论为何女性和男性在特定的社会空间以及相同的地方下有着截然不同的生存感受做了铺垫。关于性别的思考，女性主义地理学继承了后现代主义女性思潮对语言、象征、再现和意义的新兴趣以及对主体性、认同和性别化身体等问题的关注，主张广泛的社会互动和再现性别的方式之间的关联性。而关于女性主义的研究，女性主义地理学者依然坚持“性别差异（sexual differnence）和性别关系（sexual relations）如何建构并且形成权力基础的这个问题”是有关女性主义研究的基础，同时替女性主义地理学定下了一项野心十足的任务：拆除西方社会科学中根深蒂固的二元结构，即深刻内化的将女性及其女性气质定义为非理性、情绪化、依赖且私人，而男性气质则是理性、科学、独立、公共且有教养的二元论，以重建性别结构，并藉以建立理论分析连接女性与地方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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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王安忆笔下的女性“原风景”
“原风景”这一概念出自日本学者奥野健男《文学中的原风景》一书，指的是作家“固有的、自己形成的空间”：“这种也是文学母体的‘原风景’，我想是在该作家幼年期和青春期形成的。从出生到七八岁，根据父母的家、游戏场以及亲友们的环境，在无意当中形成，并固定在深层意识之中。”（芦原义信，2006:108）与之类似的还有挪威学者诺伯格·舒尔兹提出的“存在空间”概念：即一种沉淀在意识深处的“比较稳定的知觉图式体系”(诺伯格·舒尔兹，1990:1)。这一灵魂深处的“原乡”，是许多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一次又一次无意识的“返回”之处，对这一空间的回忆与重塑构成了作品独特精妙的底色，诸如老舍笔下的北京胡同和茶馆、沈从文笔下优美的“湘西”世界、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迟子建笔下纯净的“北极村”、池莉笔下俗辣的武汉城、苏童笔下苏州城北的“香椿树街”等等，这些潜藏在作家意识深处的空间记忆引导着他们看待世界、思考问题的方式和眼光，也转换为他们创作的不竭动力。王安忆对上海的书写持续了 30余年从未中断，出入这座城市之间的女性经验于她的作品而言，构成了宝贵且丰沃的精神土壤。
王安忆，1954 年生于江苏南京的一个革命干部家庭，她的母亲茹志鹃是一位坚定不移的革命斗士和作家，父亲王啸平是一位优秀的话剧导演，家中子女除了她以外，还有一位姐姐和弟弟。父母文艺工作者的出身和优渥的工作待遇为王安忆创造了一个物质条件和精神生活都十分富足的童年，她在多篇散文里回忆起小时候，在物质条件极为匮乏的五六十年代父母却非常乐意给她和姐姐买五花八门的新式玩具，在“文革”那么贫瘠灰暗的岁月里妈妈依旧坚持带她和姐姐去吃冰淇淋，家中更是有翻不完的中国古典名著和西方小说，周末便在保姆阿姨的牵领下去看电影、看话剧……在这样一个较为宽松、安逸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少女，她看待世界的方式是善意且柔软的，她与世界交手的姿态也是温和优美的。无论王安忆作品的主题和叙事风格如何变化，其中不变的是作品温情的底色，以及对崇高和美好不懈追求的精神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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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志的空间：上海城市间的女性生存
第一节 身体空间：女性身体的空间表征
王安忆的女性写作对女性身体特有的存在方式和反抗功能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展示，对女性身体的欲望、快感、意念、行动等部分大胆而细腻的笔致是她从女性写作的角隅里迈入舞台中央的一次飞跃性的突破，由 1986 年发表的《荒山之恋》拉开序幕，到《小城之恋》走向了一种饱满且酣畅的极致，之后陆续发表的《锦绣谷之恋》《岗上的世纪》《长恨歌》《我爱比尔》等作品，完成了将女性的身体从一种长期的缺席和空白“召唤”回历史前台的过程。对两性身体的聚焦，特别是对女性身体的关注成为一种凸显女性自我和女性“性征”的首要方式，通过返回身体，来反抗社会和文化机制长期以来对身体的压抑，突破男性话语霸权下女性自我表达的禁锢。正如西苏在女性写作的宣言里说道：“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埃莱娜·西苏，1981:194）值得关注的是，身体不但接受社会文化的铭刻和映射，也反过来影响了周围的环境和空间，在王安忆的小说中表现为诸多空间的“身体化”。城市（也包括城镇）的“女体化”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凸显了女性文化对社会环境的再造性。
一、身体的现形
“身体”的位置长期受到抑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那里，他主张接近真理和知识的办法惟有尽量不和肉体交往，以一种对身体强烈的敌意和贬斥来保持灵魂的纯洁和对智性的崇拜。也是从这个时期起，身体和灵魂的二元对立被牢牢嵌入西方哲学思想的传统，形成一个坚固的对立结构：“灵魂”总是和知识、智慧、理性、文明站在一起，而身体则总是与情欲、贪念、低级、野蛮相捆绑。到了 17 世纪笛卡尔的意识哲学理论更是直接抹消了身体的存在意义，“我思故我在”的口号直接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画上等号，身体在关于意识、存在关系的讨论中直接被抹去，沦为一种空白和匮缺。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理论的提出，他认为身体作为知觉主体，是一种具有空间性的存在，他在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开拓性地指出：身体是空间得以产生的条件。他否定了身体只是空间之中单纯的物理实体的说法，而认为我们对世界和空间的感知是由身体开掘出来的，在充分肯定了身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也首次将“身体”和“空间”两个概念并置在一起形成一个崭新的命名，即“身体空间”1，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这一空间对生活中其他空间的意义与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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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私人空间：家庭伦理秩序下的女性生存
自中国的原始社会起，男性因力量、体格等身体方面的优势更适合于从事狩猎、农耕、战斗等工作而逐渐取代了母系社会的女性统治地位，成为在外谋生的支柱性角色，而女性则被指认为适宜于在家中完成纺织、炊事、生养子嗣等“内部事务”的一方。在《周易·彖辞》中就出现了这样的阐释：“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体系便这样沿袭了几千年，成为一种极为稳固而经久不衰的生活模式。在西方，随着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