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失父”语境下的母女关系
女性主义学者凯特·米利特在著作《性政治》中首次将“父权制”概念引入女性主义理论，并界定了它的含义：一方面指男性统治女性；另一方面指男性长辈统治晚辈。父权从字面来看即父亲享有的权力，而父权制不仅包含了在家庭权力空间下父亲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它更是一种男性力比多机制在社会、政治、文化、语言等多个领域的投射，通过只表达一种性别使女性处于历史的缄默语境和长期缺席的身份焦虑之中。因此，对父权制的反抗和解构成为女性重新获得身份和话语的重要一步，这种解构在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书写表现为对代表封建传统的一切腐朽、没落的旧文化的批判和反抗，在陈染、林白等当代女性作家的笔下往往采取将父亲的形象“异化”、“丑化”甚至驱动主人公直接“弑父”的行为来完成对父权的挑战，而在王安忆这里，她采取了另一种对抗方式——让父亲缺席，由母亲取代父亲的位置。在一种“失父”的语境下，让母亲扮演家庭的核心角色，通过一种“母职”对“父职”的取代来实现对父系权力和性别分工秩序的一次僭越和挑战。上文我们已分析，王安忆曾尝试让笔下的女性充分践行传统的性别秩序，让女性充分出演男权秩序所规定的女性“角色”来完成了对男性的一次嘲弄和调侃，而这一次对性别秩序的反叛——女性的“换装”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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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时空体空间：空间流动中的女性成长 .......................... 37
第一节 走出家门 ......................................... 37
一、“谋生”：遍布荆棘的女性独立道路 ..................... 38
二、“谋爱”：“寻找男子汉”之旅 .......................... 41
第三章 时空体空间：空间流动中的女性成长
第一节 走出家门
卡罗尔·佩特曼曾指出：“女性主义就是一种空间政治：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二元对立一直是两个世纪以来女权主义斗争的焦点，是女权主义运动的内容。”（Pateman,1989:118）正如前文已经指出，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女性长期以来都被划分在以家庭为阵地的私人空间内，而男性则拥有对更广阔、更丰富的公共空间的支配权和主宰权。女性主义地理学家道林·玛西就指出：“限制妇女在身份和空间中的移动性是维持她们隶属地位的关键。”（Massey,1994:179）女性生存空间的受限，是男权文化蓄意而为的一场阴谋和欺骗，不管是将女性建构为需要被保护的“女儿”还是作为“家里的天使”（男性将妻子在家中的工作定义成“为爱”而为的神圣义务），限制女性在空间中的移动，将女性与公共空间隔绝从而在物质、精神上都对男性形成一种深刻的依赖和服从，这是男权中心意识形态的一道重要铭文，也是女性主义斗争长期以来所面临的顽固壁垒。
“娜拉”和“子君”的出走给文学史的舞台留下了两个倔强勇敢而又不无心酸无奈的身影，如果说那声“我是我自己的！”（《伤逝》）和“我是一个人，至少要学做一个人。”（《玩偶之家》）的呐喊是女性意识苏醒后爆发的一场闪电和惊雷，震动了无数在黑夜里沉睡的“玩偶”，那么女性挣出囚笼后应该如何在这个男权意识称霸的社会公共空间内更好、更完整地生存下去才是“子君”和“娜拉”给后世的女性和女作家们留下的一场漫长而宝贵的思考和讨论。女性在登上驶向更广阔也更艰险的社会空间的涉渡之舟时，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独立无疑构成了两张重要的船帆。在王安忆的写作序列中呈现了一条清晰的女性成长之路，关于女性自食其力、实现自我价值这一道路的跋涉与挣扎；关于“男子汉”神话的探寻和重构，这两个声部不但构成了作品中女性成长乐章的主体，更是见证了作家王安忆女性写作的流变。在注入了其个人女性经验或痛苦或迷惘的思考之余，在对日常生活中女性走出家门、自力更生这一过程的凝视和感受中，作家最终建立起一份伴随成长而愈加深致圆融的性别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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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性别空间写作的意义
中国的女性写作已从新时期的繁荣复苏走向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在这历经 70 年的“精神历险”中，女作家们不断摸索、探寻和重建，在对现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借鉴、学习和立足于本土女性生活的经验之上用文字托举出隐藏在角隅里的女性文化空间，中国女性的身影已然构成了历史“地表”之上一道灿烂的风景线。然而，新世纪以来女性写作的发展似乎进入了一个沉寂期，类似上世纪 90 年代“身体写作”“私人化写作”那样声势浩大、令人瞩目的女性文学气候仿佛失去了现实土壤。如果说八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对女性个体解放和生命原欲释放的诉求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文革”创伤中长期被压抑、禁锢的人性解放需求和开放语境下的历史重建需要，那么在当下全新的社会环境中，长期以来围绕性别自觉和个体解放为主要任务的新时期女性写作也亟待重新出发，寻找以对“性别关系”的讨论介入社会现实更有力的途径。
新世纪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日新月异，深化转型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全球化在中国大陆的推衍都将传统的性别议题推向了更广阔且复杂的社会空间。“人们面临的已不仅是‘自我个性’的问题，所处的也不是单一、封闭的历史和社会环境，毋宁说是多重的空间或并置的时代，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也变得愈加的‘纵横交错’了。”（陈惠芬，2007:281）以性别视角为基点透视和书写历史、现实、社会、文化、阶级、种族以及世界是当下女性写作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而“空间”则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说“自我个性”和“个人化”的情绪体验成为支撑“私人化写作”的主要材料，那么当下女性写作对性别差异和性别关系的讨论则必须转移到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在王安忆的女性写作中正是这样一次性别和空间的衔接完成了一场女性历史的重写，一次性别平衡生态建设的尝试。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