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新世纪女性小说创作在不悖于女性意识与女性生存的基础上，表达了对于更加广阔的社会人生的关注与阐释。在不断阐释与解读外在世界的过程中获得了对于女性生存的更加深刻的认知以及对于性别意识更加清醒的体会与思考。“超性别写作”为女性小说带来了广阔的写作前景，当然同时也会削弱女性整体意义上对于男权社会的批判与警惕。
第一章 女性小说与新世纪风格转向
第一节 后现代语境下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的转变
女性文学的发展历史是漫长的，从最早古希腊小岛上女诗人萨福的创作开始，到 19 世纪英国女作家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再到 20 世纪中叶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或静水深流、或暗流涌动、或激情澎湃，女性文学的河流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但由于处在男权社会主导之下，更多时候她们是以潜隐的默然的姿态存在着。女性作家的阅读与写作往往是以不自知的方式开始的，在隐约的混沌之中女性的自我意识与写作的自觉性存在也是稀少的。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经历过第二次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巨大冲击之后才渐渐明确了女性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以及建立自身的性别文学理论对于指导创作的重要意义，至此之后研究者们开启了寻找与建构女性文学历史、触摸女性文学脉络以及辩驳复杂丰富的女性文学创作的光明之旅。
女性文学理论建构于西方社会，来源于妇女解放运动，所以从本质意义上来讲，它倾向于社会历史与政治批评。西方两次妇女解放运动，分别发生于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至 20 世纪初的欧美以及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在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后，许多欧美国家建立了自己的民主共和国，确定并宣布了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与义务。然而在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路途上，女性却是一枚弃子，于是应运而生于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妇女解放运动，实际上是争取女人之为“人”的各项权益与权利。第一次妇女解放之后西方女性主要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选举权、教育权、就业权以及财产继承权等具体权利，也有了 20 世纪初页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创作以及她的女性主义名篇《一间自己的屋子》（1929），伍尔夫被认为是最早拥有鲜明女性意识的女性作家。之后法国存在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也在 20 世纪中叶成为妇女运动与妇女组织的重要领袖以及女权主义者，她的女性主义文论《第二性》（1949）成为当时的重要女性著作。到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时，经历了二战之后的伤痛与平复，男人从战场上回来，走出家门参与社会的女性们被迫回归家庭，或家庭与工作兼顾将自己变成“超级妇女”[1]，女性的社会生存空间被强烈挤压而变得逼仄沉闷，这种尖锐的社会矛盾导致女性运动再次掀起一轮高潮，女性开始争取基本平权之后在社会文化、宗教以及其他思想意识领域的女性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地位。贝蒂·弗里丹写作了《女性的奥秘》（1963）批判男性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以及对所谓虚假女性幸福生活的揭露。这一时期比较经典的著作是凯特·米利特的博士论文《性政治》（1969），对于劳伦斯等五位西方男性作作品中男权意识的批判，使这本书带有强烈的激进色彩，同时也使它成为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诞生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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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世纪中国女性小说的创作转变
一、20 世纪女性小说发展历史梳理
女性文学作为“诞生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的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内涵的以女性为言说主体、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的文学”[9]，在经历了新时期最初 20 年对其基本外延与内涵的讨论批评之后，已基本确立了它以女性为写作主体并表现其富有女性自我意识与生命意识的文本为基本范畴与内蕴的文学创作标准。上述所引女性学者刘思谦的表述即是至今学界公认较为经典的对女性文学概念的界定。那么，在以女性为基本言说主体的文学文本中，女性小说写作成为具有压倒性优势的主流写作。女性诗歌更富有前瞻性与先锋性，女性散文更趋向女性真实情感的表达，但是“小说”似乎与女性更具有天然的同一性与内在的一致性。对自我生活的切身体悟与对日常生活的敏感关注，使女性写作从一开始就与“小说”结下不解之缘。她们共同从“边缘”状态慢慢步入到“核心”领域，成就彼此。在现代文学时期的女性小说写作是跟从“五四”解放运动开始的。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男权社会及其文化的压迫，乘着“五四”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理想东风，女性作为打破封建文化专制、抵御封建文化压迫的重要因子被推到了社会解放的大舞台上。“五四”时期的男性作家描述了体现封建禁锢与封建压制的牺牲品角色，如《祝福》中的祥林嫂；同时亦描述了代表时代心声的反封建的祭奠品角色，如《伤逝》中的子君。被旧时代所掩埋、或为新时代祭献自我，女性的悲剧命运不言而明。在男性作家笔下“五四女性”只是被言说的客体与反抗封建文化的工具性存在。女性小说家以自我的生命体验开启了自我言说的时代，让我们看到了男性历史叙事之下的女性叙说，她们的叙说大抵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言尽意不达的在路上的女性写作，比如冯沅君、庐隐。她们的小说《旅行》、《海滨故人》等无不表现了五四风潮之下追赶时代脚步的新女性的激情与困扰，对爱情的向往、对姐妹情谊的留恋、对婚姻的渺茫以及对作为新一代女性冲出旧时代却无路可走的尴尬。她们的叙说是雷同的、带有共同的“五四”特征，那略带矫揉造作的文风让我们明白，新女性小说还没有寻找到适合自己的话语言说方式，意不达是意料之中。但这些小说的可贵之处是她们的自传或半自传写法，带着女作家的血与泪的人生体验。第二类属于言尽意达却与时代无关的女性写作，比如冰心。冰心素来以表现母爱、童心与大自然的和谐情境而为人称道，但这些文章不着时代的疾风暴雨，“风雨来了，我躲到母亲的怀抱里”。冰心让我们看到个人生活经历之于写作的复杂关系，某种意义上冰心是屏蔽于她的时代的。第三类当属于言尽意达同时又能真诚表现时代女性特点的写作，比如凌叔华。凌叔华的小说如《绣枕》、《中秋晚》、《吃茶》、《酒后》等，用自如优雅的白话文很好地传达了处于新旧夹缝中的女性之种种：闺房里走出的旧式女子因不懂现代文明造成的误会与伤心、新式女子被婚姻束缚之后的寻求心理解放的大胆行为、传统女性将命运寄托于男性与天命的可笑与悲哀。回顾百年前的女性小说写作，凌叔华小说女性意识的表达与女性行为的刻写无疑是最成功的，尽管她不是最“五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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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超性别写作之历史想象与历史重构
第一节 女性历史：从自我的寻找与命名到无名之辈的默默生存
在《浮出历史地表》这本关于现代女性文学研究的经典书籍中，作者认为，民族近两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统治与被统治的历史，统治者是男性，被统治者是女性。虽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女性也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但这种构成是被动的，是被言说的，女性自身并没有表达自我的权利与机会。那么，这就意味着女性在历史中实际上是被遮蔽的，几千年的历史不过是一部男权的历史。同时，由于男权对女性的压迫，使女性同时又将这种制度与规训内在化，女性屈从于这种被遮蔽的历史境况，因而作者将历史中的女性称为“空洞的能指”[20]。当女性拥有了自我表达的机会与能力时，书写女性自己的历史从而去填补这“空白之页”，就成为女性的自觉追求，这是女性寻找自我的历史渊源与精神家园的重要途径。将被遮蔽的女性的历史在混沌浩渺的男性历史长河中辨析并捡拾出来，梳理而成一部女性自我的生存与发展的历史，这对女性自身来讲，就具有了确认自我性别身份与凸显自身性别内涵的社会学以及文化学面向上的重要意义。但这“历史”该如何讲述？使用怎样的话语，以怎样的方式，讲述怎样的故事才能彰显出女性曾经的真实存在？伍尔夫说，“这答案目前被锁在古老的日记本中，被塞在陈旧的抽屉里，有一半被湮没遗忘在老年人的记忆之中。这答案要到那些地位低微的无名之辈的生活中去寻找——要到那些几乎没有灯光的历史的长廊中去寻找，在那儿，幽暗朦胧地、忽隐忽现地、可以看见世世代代妇女们的形象。”[21]伍尔夫在这里标识了两个问题，第一，女性的历史在暗处，是背向于历史的，在通常意义上的历史中没有她的存在；第二，女性的历史被藏匿起来了，她不会自动呈现，需要你的耐心和善于发现事物的敏锐之心。当然伍尔夫关于日记本与记忆的说法也暗含着它（女性的历史）将会随时消逝的危险。而我们的寻找也随时面临着男性历史与男权话语的遮蔽，这种遮蔽有时是有形的，有时则是无形的。早在 1950 年代女作家杨沫就开始了这样的寻找。《青春之歌》作为一部半自传体的长篇小说讲述了女主人公由女性自我进入男性社会游戏规则与汇入男性世界的过程，换句话说，女主人公林道静是由背向于历史转而寻求积极进入男性历史的。这意味着，一方面女主人公在试图表达女性的自我，让女性可以如男性绘出自己的历史；另一方面由于历史是男性把控的历史，女主人公只好将自我男性化，彼时男性的准则是孔武有力的革命话语界定的，于是女主人公放下了手里的花束，拿起了《静静的顿河》这样的革命书本来阅读，之后又拿起了枪和红旗，与男性共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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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女性家族叙事
家族小说叙事在 1990 年代之后的长篇小说叙事中已蔚然成风，如张炜的《古船》、陈忠实的《白鹿原》等。女性家族小说叙事比较早期的作品如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是对于母亲茹氏家族谱系的追索与梳理，1990 年代比较典型的女性家族叙事小说有张洁的《无字》、铁凝的《玫瑰门》以及徐小斌的《羽蛇》，在这些历史小说中男性与历史都是波诡云谲的叙事背景，凸显出来的是单线的母系血缘亲情与代际相传。新世纪女性家族小说富有代表性的是铁凝的《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