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深入推进加快了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结构转型。在城区面积不断增加、非农产业连片集聚的都市扩张中，连接城市与乡村的城乡结合部日益成为展现都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景观性场域，商业贸易大楼、物流集散中心、教学科研院所、高层住宅小区这些如同地标性建筑的规划支撑起城郊用地的主流设计。然而与之几乎同时伴生的，还有都市农业的兴起。2009 年，笔者第一次来到位于 H 市城乡结合部的东南农场都市农业园，①接触到都市农业的从业者——都市农业劳动者——这一新兴职业群体。通过先期走访，都市农业劳动者摆脱传统农民的大田劳作和身份限制，自由进入到现代农业劳动力市场从事都市农业生产经营的职业化特征尤显突出。在将都市农业劳动者确定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后，通过对园区内都市农业劳动者的深入接触与访谈，进一步理解在传统自给型农业向现代商品型农业的转变过程中，在高度工业化与城市化以及中国社会独具特色的个体化进程中，都市农业劳动者的结构化塑造与自我塑造等问题。
1.1.1 都市农业劳动者的产生
引起笔者最初兴趣的是大众媒体对都市农业的强力推介与宣传，在人们对绿色农产品与短途休闲度假的美好想象中，新落成的都市农业园区创造了“红薯空中挂，蔬菜水上漂”的奇特景象。以往田间土地上的作物种植因科技的介入而变得可移动。传统的灌溉、栽培方式被营养液浇灌、管道栽培、墙体栽培、水培、汽雾培等新名词重新诠释。1998 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都市农业研讨会标志着我国都市农业理论与实践的全面展开。②第二次农业普查③资料显示，截至2006 年底，全国范围内在温室与大棚等设施农业中种植的蔬菜有 723 千公顷，食用菌 46 千公顷，水果 137 千公顷，园艺苗木 47 千公顷。国务院在《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 年）》中也提出在大城市郊区建设多功能农业区，“大力发展蔬菜、水果、花卉等高效园艺产业和畜禽水产业，提高大城市‘菜篮子’产品的自给率。在稳定城市副食品供应保障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农业的生态涵养、观光休闲和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①北京、上海、成都、武汉先后成为国际都市农业基金会选定的中国“国际现代都市农业试点示范城市”。其他如重庆、天津、南京、郑州、西安、沈阳、哈尔滨、深圳、厦门、大连等地也都依据自身条件在原有城郊农业的基础上发展了都市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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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研究思路
本文将东南农场都市农业园的都市农业劳动者作为研究对象，其研究思路并不仅限于对该群体的利益诉求与行为选择的描述性分析、呈现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职业化转变以及在农业结构性产业升级过程中的农民再造问题，而是建基于此个案基础上，探讨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在具有中国特色的个体化进程中，现代农业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及农业劳动力的社会流动对传统家庭观念、生活方式与预期的影响，自我教育、非正式培训在促进现代农业职业劳动者成长过程中的合理性与现实性，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的消解与旧有思维定势在新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再嵌入等问题，揭示社会个体在就业、教育及生存理性等方面所表现出的自主性与社会制度性制约机制之间如何保持相对的动态平衡。因而个体化是本文认识与理解都市农业劳动者群体的主要理论分析框架与观察视角，同时，为了补充个体化理论在解释中国社会现象方面的不足，还借助了中国学者利用个体化理论对中国社会所作的人类学个案分析经验以及描述中国社会特有现象的“关系”概念予以补充。
个体化是高度分化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对于社会个体而言亦是一种新的社会化模式。①本文是在乌尔里希·贝克的理论意义上使用“个体化”概念，它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既意味着原有社会形式，如阶级、族群、性别角色、传统家庭等范畴的日趋弱化，又指的是现代社会新的要求、控制和限制被强加给了个体。透过就业市场、教育培训和大众消费意识，社会个体被缠结在一个由新的规则、条件和主观经验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对于社会个体而言，个体化概念所承载的首先是个体的解放，从原来给定的存在状态转变为流动的自选状态。这种转变常常带有“被连根拔起”的个体生活体验，社会个体的欲望表达与行动需求被赋予了优先权，选择成为常态。传统的刻板的标准化人生演变成了选择性人生、自主性人生，人们的选择和决定塑造着他们自身，个体成为自身生活的原作者，成为个体认同的创造者，②由此带来的不可靠的自由与不确定性使个体化人生又充满了风险。从高度分化的社会角度看，现代社会正在持续进行的分化活动将风险和矛盾由社会不断地制造出来，个体化的社会为新的多面的冲突、竞争、合作提供了战场，这一切都超出了既有的稳定社会中形成的图示化的可控范围。在新的整合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制度环境中，社会问题被以个人问题的形式重新界定，社会个体的生活不断受到来自外在结构性力量的冲击和约束。需要提及的是，个体化时代的生活虽是一种去传统化的生活，但并不意味着传统已被完全取代。传统被重新选择、重新发明、重新使用，并通过社会个体的决定和经验在新的社会语境中继续发挥作用。具体来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户籍制度松动使农民摆脱了原有制度性身份的限制，现代农业劳动力市场向城乡劳动者提供了开放的职业准入条件与机会，都市农业劳动者通过比较、判断与权衡从业的经济收益、自身的生活定位以及可能的风险承担，自主加入到现代农业从业者行列，并在城乡结合部“都市里的村庄”中建立起新的日常生活秩序，嵌入到以业缘为基础的社会分工与社会关系网络中。笔者试图用个体化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将都市农业劳动者经历的制度性脱嵌、去魅与重新整合的过程置于中国现代社会的个体化进程中予以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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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个体化理论与经验研究
作为描述社会变迁、制度重构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再塑造以及社会个体的自我形塑过程，个体化命题所呈现的并不是现代独有的社会现象。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产阶级突破封建束缚建立工业秩序以及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某种意义上都是一个个体化的过程。社会形塑其成员的个体性，社会个体也在通过他们的社会交往编织成的社会关系中采取合理、可行的策略，用他们的生活行动造就社会。这种互构作用不会长时间保持原有状态不变，“个体化”涵义也在社会结构的演变中不断呈现新的形态，累积新的规则，增加新的限制。不同时期、不同学者关于个体化的理论阐述也因此不一致，但旧有社会关系的瓦解与新型社会秩序的建构、社会个体面临新的社会选择与约束等问题均是其共同关注的内容。由于个体化理论涵盖了社会生活方式与境况、社会转型与变迁、社会制度与结构等各方面论述，本文拟从社会个体的职业生涯与生活境况角度进入，梳理不同学者有关现代社会个体化进程对社会个体职业生涯与生活境况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以及社会个体对自身职业生涯的选择与生活境况的设计的理论建构与经验研究。
2.1.1 西方个体化理论研究脉络
个体化被视作一个旧有社会结构与传统消解，新的社会形式和秩序重构的制度化过程，从整个社会结构来看，呈现出在生产领域、生活领域、再生产领域、再分配领域各方面的分化和多元化趋势。那么，对于社会个体而言，人们所脱离的那些支撑的社会形式和保障是什么？推进这一过程的社会条件和媒介是什么？这种个体化过程将引向什么新的社会控制与社会化形式？对这些问题的回应构成了西方个体化理论的研究脉络。马克思从阶级和社会不平等角度阐述了这种社会转型。他认为，资产阶级建立的工业秩序不断将人们脱离原有的封建传统、家庭、邻里、职业和文化，这种解放和脱离的过程使个体的无产者参与到市场交换中来，并随着自身生活条件的贫困化和被剥削社会地位的固化而逐渐从“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转化。“阶级结构”、“阶级形成”取代封建传统，成为支配生活世界、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主导社会理念与思想。与马克思不同，韦伯认为，资本主义文化并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创造，它具有前资本主义的起源，被工业资本主义体系重塑和现代化了。在工业资本主义中，传统的与身份相联系的社会地位已经同专门知识和市场机会相结合，这种结合从实质上分化了社会阶级地位。而迪尔凯姆则在“传统-现代”变迁的意义上讨论个体与社会的张力问题，他认为基于社会分工基础之上的个人主义是现代社会的整合因素，个人的自主性越强，对社会的依赖性就越大，他提倡道德个人主义，将极端个人主义视作社会团结的威胁。齐美尔认为，人的社会生存本身是被置于个人和社会的整体之间的一种原则上和谐的前提之上的，①个体的生存既是由社会所决定的一个环节，又是自为的存在；既被社会所生产，又被社会所包括；既超出自己的中心，又为了自己的中心。但社会一旦存在，社会的结构就是以社会的分化为基础的，为了使社会结构继续建立在社会分化的基础上，应尽可能缓解社会分化导致的某些极端现象，例如穷人救助制度的存在意义即在于此。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注重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发挥，将社会行动者置于被压制的地位，个体应对社会塑造的主动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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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毛泽东时代的乡村个体化
新中国成立至 1956 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经济由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1958 年在农村试行人民公社制度。1960 年 11 月，明确人民公社所有制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三级”依次为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1962 年 9 月，正式将生产队作为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