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导 论
1.1 问题的提出
由于均质化的单位福利机制的变异导致国有企业组织内部出现了严重的不平等、个人权益受损、员工的利益表达机制缺失以及组织成员归属认同感低落等问题,使得转型期中国企业的组织管理及企业文化建设面临空前的挑战。在这种转型过程中，作为高度组织化的共同体意义上的“单位制”，它不是一般性的组织和制度，而是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建立的带有总体性的组织制度设计。在传统的单位体制下，单位福利不单是形构“单位共同体”的前提要件，也是理解国家、组织（单位）和社会成员（单位人）三者复杂关系的重要前提。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单位福利演变的过程及其内在逻辑是透视中国社会转型独特机制的重要切入点。中国市场转型内在机理，是海内外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倪志伟为代表的“市场转型论”开启了这场讨论的先河，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由计划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的条件下，直接生产者（direct producers ）容易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再分配者（redistributors）只能获得更少的利益，他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的《市场转型理论——国家社会主义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转变》一文深刻阐述了他的这种观点。边燕杰和罗根的观点与其稍有不同，他们认为，虽然中国的体制正在发生转型，但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性领导地位没有被动摇，中国单位体制的根基没有被动摇，其仍然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者和执行者。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资本的回报仍然是第一位的。而两人对 1978 到 1993 年天津企业职工收入变化的研究也佐证了他们以上的观点。4除此之外，罗纳塔斯（Rona-Tas）的“权力转换论”、白威廉和麦谊生（Parish & Michelson）的“政治市场论”、魏昂德(Walder)的“地方即厂商”(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firms)7、林南提出的“地方市场社会主义模型”等等都构成对倪志伟市场转型论的重要冲击9。这些关于中国市场转型的争论触及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传统单位体制下的再分配机制与市场机制的交互作用形态及其内在机理。有论者指出，市场化改革以来，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单位制社会与市场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已不是后者渐进地取代前者，而是前者以局部地区和行业为依托形成与后者的相持、渗透和互动。传统计划体制的社会机制和市场化社会机制共生的社会结构，即新二元社会，是认识市场转型的“中国经验”的基础。
在中国独特的市场转型过程中，一方面大批中小国有企业纷纷破产拍卖、转属改制，以组织性依赖为前提的单位福利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在经历了产权改革洗礼之后，一批大型国有企业汲取了传统体制和市场机制的双重元素，在外部环境、内部结构和治理方式等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既是透视传统体制下城市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理解现实社会结构特征的重要环节11。本研究试图着力于此，以单位福利转型、变异为切入点来探究国企单位制组织发展演变的内在机制。在体制二元的社会结构下，中国呈现出传统体制下的公有产权结构和制度化的私有产权结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一种关系格局。在中国政治体制延续性和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继续深化的“双重前提”之下，单位福利的转型变异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本文试图以东北老工业基地某大型国企（H厂）发展演变过程为经验基础，追问在中国独特的市场转型过程中，国企单位福利演变的内在机理和独特逻辑。
1.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东北老工业基地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单位福利演变过程为经验基础。依照以往学术惯例，对长期跟踪调查的这家企业的厂名、人名及相关事件所涉及的身份信息和相应敏感内容做了匿名化的技术处理。将这家企业称为 H 厂。该厂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依靠中国自己力量兴建起来的现代化大型电机制造企业，是国家电机制造领域的骨干企业之一。在长达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H 厂曾经有过辉煌，但是也走过弯路：从 1955 年生产出第一台功率为 1 千瓦的立轴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到“大跃进”时期的盲目生产，忽视产品质量，给工厂造成了巨大损失；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全厂几近停产，到 1972 年企业贯彻一机部长春会议精神，开始恢复生产；从企业认真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进行恢复性全面整顿工作，到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1981—1985），企业实现全面大发展，各项经济指标创历史最好水平。在计划经济几十年风雨历程中，企业发展就如同晴雨表，反映出国家政策的大致走向。
在“七五”和“八五”期间，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以及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H 厂开始逐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逐渐走上自主经营的道路，并实现了从生产型企业向生产经营型企业的转变这一过程。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企业根据党的“十四大”确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目标，进行了全方位的企业内部综合配套改革，并于“八五”期间完成了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工作14。1994 年 10 月，H 厂实现股份制改造任务，成为 H 市 D 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HD 集团）的一部分，从而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在这两个“五年计划”期间，H 厂为国家电力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企业也荣获了国家多项荣誉称号，成为行业内部标杆性企业。
企业在改制后，H 厂有限责任公司承续了 H 厂生产经营的主体任务，其中 H厂的生产经营性资产机构和人员划归到 H 厂有限责任公司；而医疗、教育和住房等非生产性资产、机构和人员则划归 H 厂实业开发总公司15。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原 H 厂食堂、总务处、招待所、房产处、医院、职工大学、中专、技校、普通教育中的中小学、职高、幼儿园、托儿所、离退休办、帽儿山农场、浴池以及党校、政校、计划生育办、武装部、俱乐部、消防队、公安处和职工活动室等部门和单位全部划归实业公司。H 市电力设备股份公司以服务协议的方式，委托实业开发总公司为其全权服务。由此，单位福利转型呈现出由所有部门办福利到单独组织部门负责单位福利配给的格局。但事业公司负责的主要是显性福利，而其他部分出于制度惯习开始将以往的部分显性福利转变为隐性福利。
第 2 章 单位福利起源、形成及变异过程的回溯
2.1.1 单位组织内部的“福利依赖”
海内外很多研究者都指出，单位研究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方向之一。但在早期研究中，单位概念往往与单位制、单位组织以及单位现象等概念并无明显界定，学术界主要是针对单位的特征以及其功能进行分析。但一提到单位，每一个中国人似乎又都能明了其所指内涵，在这个意义上的单位就是中国人对自己所就业于其中的组织的总称，是中国社会组织普遍采用的一种独特的组织形式，是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基础21。单位不仅是工作的地理空间，更是生活的共同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是人们所有生活物资的唯一合法性来源和渠道。单位福利由此构成“组织性依赖”的基础。李猛等人则将这种单位组织内部的“温情”运行模式归结为中国历史上的“德治”传统。单位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它的社会主义道德谱系的功能，所以他们强调单位是德治性再分配体制的基础性组织22。单位组织在社会基础秩序的建构和维系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种制度体系中，国家垄断了一切稀缺性资源且是唯一的资源配给者，单位则是国家实施再分配以及社会成员获得社会资源的基础性管道。由此造成的“单位依赖”结构是一种双向的机制，一则单位成员依赖单位获取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稀缺性资源，最为重要的就是全方位的单位福利，并由此形成一种“福利依赖”；再则国家依赖单位来实现资源配置和社会管控的目标，单位不仅是资源再分配的组织载体，同样是政治动员和社会控制的集约区域。在这种等级制的体系下，组织领导的评价和升迁既取决于上级领导的直接肯定，也受到单位成员基础性评价的影响。单位组织内在结构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决定了其面貌特征的“复合性”。
2.1.2 “全能主义”的福利结构
关于单位组织面貌特征的讨论，刘建军概括了三个方面：单位组织的第一种面貌特征是国家控制以及资源配置的基本单元，各种类型的单位不单是国家各项政策的最终落实者，也是政治控制的有效支撑和资源配置的中间环节。单位的这种制度性结构决定了国家对单位资源的强制性汲取以及单位组织对国家的强制性依赖。就第一层面而言，国家虽然通过各种途径对单位的需要给予“填充式”的满足，但同时国有企业单位也是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各种利税以及利润的强制性提取构成了国家资源再分配的基础。就第二个层面而言，这种强制性依赖也可以称为“全方位依赖”。关于这种制度性依赖在魏昂德《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一书中就表述的非常清楚，即主要包括对于单位组织的经济依附、对于党政领导的政治依附以及对于单位组织内部基层干部的个人人身依附。然而，市场化改革使得强制性的依附关系开始松动，这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一则，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政企分开、以及企业单位扩大自主权等改革，使得国有企业组织具有了相对独立于国家的地位；再则，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制度改革，使得个人对单位组织的强制性依赖转变为“利益型依赖”。
2.2.1 中国传统的福利概念
中国的“单位”是民众对自己所就业于其中的社会组织或机构的统称。单位是一切社会组织的基础形式，单位以及单位制度是中国从落后状态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在组织上的反应27。总体而言，中国的单位组织可以分为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单位。限于篇幅，本文所讨论的内容仅限于企业单位组织的福利转型与变异。按照所有制级别和类型，企业单位组织内部又可以细分为全民企业单位和集体企业单位。但无论是哪种性质的企业组织，其内在的福利结构似乎又都是趋同的。恰恰基于此，在单位制研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