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导论
1.1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生存问题的解决，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农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提高，农村生活环境的治理被提上日程，人居环境改善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步骤。显然，农村生活环境的治理对于支撑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以及提高农民生活满意度有着重要意义。我们知道，随着我国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经济活动给人们生存带来的负外部性日渐凸显，环境的不断退化给自然社会和经济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环境治理模式使得国家将治理焦点集中于城市而忽视了农村。与城市整洁的生产生活环境相比，全国绝大多数农村环境呈现出脏乱差的现象。农村环境污染的后果已经从健康、生产要素和社会安定等三方面体现出来。首先，农村环境污染严重危害了农民的健康。由于我国对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不力，环境污染不仅迅速由“小污”变为“大污”，而且已经因“小污”而成“大害”，给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和弱势群体的农民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所谓农村环境，狭义上主要指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如农村卫生状况、安全环境等；广义上不仅包括生活环境，还包括生产环境和生态环境。而目前农村环境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其环境污染包括点源污染和面源污染。点源污染主要指由工业企业造成的农村环境污染，面源污染主要指由人民生产生活造成的污染。本文侧重对狭义上的农村环境面源污染的治理，这种污染治理难度较大，治理主体比较广泛，需要多方参与。目前，国内学者对我国农村环境治理路径的研究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主张“以政府强制为主”的单一行政治理路径，二为产权明晰前提下的市场治理路径，三是基于特定制度与组织载体的农村自主治理路径。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交易费用、产权界定困难等原因，会出现“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现象，因此不能将单一的政府或者市场视为治理农村环境的灵丹妙药。而要实现有效的自主治理必须要解决三大难题，即：新制度的供给问题、可信任承诺问题和相互监督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的实践表明，我国属于政府主导的“命令一控制”型治理路径。然而，我国城乡二元环境管理模式使得农村环境处于“三不管”状态，即国家不愿管、市场不能管、D村委管不了，这就要求我们在具体实践活动中探寻农村环境治理切实可行的路径和方法，既不囿于传统，又能够实现农村环境的善治。
1.2文献综述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概念的运用不再局限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其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经典意义，被广泛的应用于社会经济领域，治理的内涵不断丰富。国内外学者对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治理的概念界定、理论渊源、适用性等方面。
（1）对治理的定义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治理的概念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治理”与“统治”的区别研究中，通过对“治理”与“统治”的对比研究对“治理”的定义进行了界定。罗西瑙作为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认为，“治理与统治不同，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在罗茨看来，治理是一种新的统治社会的方法，他详细列举了治理的六种不同的定义。俞可平则认为，“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格里斯托克则梳理了目前流行的各种治理概念，提出了治理理论的五种主要概念：第一，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局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第二，治理意味着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存在着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第三，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第四，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第五，治理意味着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仅限于政府的权力，不限于政府的发号施令或运用权威。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定义作了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
（2）治理理论的学术渊源
治理理论的兴起有着广阔的世界背景和深刻的历史缘由，其部分原因在于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直接原因则来自于政府和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局限性。综观学者对治理理论学术渊源的研究，可将其归纳为两大理论渊源：一是以极端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当代西方哲学和政治思潮，一是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代表的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极端自由主义的特点是强调市场本位，极端强调个人自由，主张以宪政制度保护个人权利并制约政府的权力，主张有限政府，坚决反对政府干预。公共选择理论建立在两个基本假设之上，个人效用最大化和政治的交换性。这就使得公共选择学者认为，政府的每一种行为都包含着失败之处，推崇有限政府。有学者从治理理论的理论渊源推导出治理理论的精神，契约观念和效率精神，认为治理的根本精神是契约观念，这对当代社会治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第2章理论基础与案例概述
2.1理论基础
郑杭生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运用治理的思想对社会治理做了全面系统的解读，不仅仅一般地提到要在总体上用“社会治理”来代替“社会管理”，而且还全面论述了中国社会治理方式的改进，提出“四个治理”原则，即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这“四个治理”，就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社会治理具体制度的框架。
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以熟悉为基础的熟人社会是有一定范围的，这个范围的含义是多层面的：自然地理、社会认同、心灵归属等，我们把这个范围内的整体社会状态叫做熟人社会。在中国农村，因为地理历史原因和行政区划的标准不一，各地的熟人社会范围和性质不同。熟人社会与D村民组、行政D村的行政区划产生了复杂的互动。熟人社会是农村社会一个基本的结构单元，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的社会圈子，是真正意义上农民日常生活的单位，熟人社会中具有较为稳定和可靠的社会预期，是农民日常生活中合作互助、获得社会身份和地位，以及心灵归属的圈子。
陈柏峰关于亲密的论述则为熟人社会加上了一定的感情色彩，也即他所谓的“乡土逻辑”。陈柏峰实际上是把农民的“自己人认同圈”当成了熟人社会，也即把自己人认同的行为逻辑化约为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而事实上，经验现实中的熟人社会具有不同的性质，其中的农民行为逻辑也不是一織而就。许多D村庄的熟人社会圈大于自己人认同圈，D村就是如此。D村是一个行政D村，也是一个自然D村，整个D村庄中的农民彼此之间都是相互熟识的，个人的家底、性格脾气都了然于胸，是一个熟人社会圈。然而，农民能够真正产生亲密感的自己人认同却是在五服之内的范围。D村代表的是小亲族主导地区D村庄的基本结构状态。小亲族主导的D村庄多数是杂姓聚居，就算是单姓D村也被分裂为不同的小亲族，农民的认同圈是小亲族，而彼此长期生活在一起又是相互熟识的；有的D村庄因为人口众多，在行政D村的层面上就不是熟人社会了，但是往往D村民组是一个熟人社会圈。不管熟人社会圈是D村民组还是行政D村，农民的自己人认同总是要小于这个圈子。因为信息透明，农民以彼此之间的互动为处理社会关系的首要因素，由此形成了熟人社会独特的行为模式。熟人社会的运作是低成本而有效率的，这建立在农民之间对于行为规范、个体特征、风俗礼仪等熟识的基础之上；然而，因为D村庄社会基础不同，熟人社会的运作逻辑却可能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表现为不同的面向。
2.2D村简介
他们有着共同的传统习俗，拥有大致相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D村民之间比较亲密，姓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亲属关系，故的社会关系网络比较单纯。D村庄内没有隐私可言，人情在D村庄交往中还占有一定的地位，名誉是D村民在D村庄中抬起头的重要因素。D村民在D村庄中的行为受到乡邻的监督和推动。但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D村庄关系在悄悄的发生变化，金钱在不断影响着D村民之间的交往，钱的多寡成为D村民在D村庄中地位的重要表现，金钱在慢慢成为D村民的“代言人”。虽然传统乡D村社区的交往方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传统观念、以文化形式保存下来的行为规则、习惯和处事风格依然很大程度上影响着D村民的实际行为。
D村环境问题的产生是在D村落变迁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在社会整体变迁的背景下，D村的方方面面也都在变迁的过程中，这种变迁可以概括为“三个转型”、“两个缺失”。
“三个转型”表现在：
第一，购物工具转型。过去，D村人购物用的都是布袋。自从有了塑料方便袋，D村人的购物工具全部变成了塑料袋，白色垃圾随处可见。
第二，生活水平转型。过去，D村D村民生活水平有限，食品以自家制作为主。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D村各种方便食品、袋装食品层出不穷，五颜六色的包装袋照亮了D村庄。
第三，积肥方式转型。过去，D村民会将牲畜在马路上的粪便自动清理干净，不管是不是自家牲畜的，以留作田地里的肥料。现在，几乎没有人再用自家肥，牲畜留在马路上的粪便再也无人问津。
“两个缺失”表现在：
第一，传统道德的缺失。以前，D村民会将自家牲畜在马路上的粪便清理干净，会将自家房前屋后打扫的一尘不染。现在，很多人对眼前的垃圾视而不见，熟视无睹，只要不是在自家门口就好。在年轻的打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