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乡村社会资本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关联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最初是 1980 年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社会资本随笔”一文中提出的。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社会资本理论在研究的过程中逐渐被引入到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乃至社会学的领域中进行研究，成为众多学科领域学者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甚至许多学者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跨学科研究。
第一节 乡村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
一、社会资本的界定
纵观各种对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四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工具性和功能性角度
从工具性和功能性的角度出发，依托对内部构成要素的描述来对社会资本进行定义。部分西方学者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的集合、实体的集合、要素的集合，而这种集合是有序的、服务内部要素的。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则进一步将社会资本定义为有序的、制度化的、网络化的实际或者潜在的资源集合。
（二）社会结构的角度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出发，詹姆斯·科尔曼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及社会结构内部的个人提供行动便利的一种工具。他认为，社会资本有助于个体目标乃至集体目标的实现。
（三）政治学角度
从政治学角度出发，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分析了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具备社会组织的比如信任、内部规范、网络、协调合作、服务共同利益等要素的集合。帕特南实则已经将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从个体角度上升到集体角度，认为包含信任、内部规范、网络、协调合作、服务共同利益等要素的社会资本可以有助于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
（四）经济学的角度
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林南将社会资本理论放于资本理论的体系（古典资本理论和新古典资本理论）之中，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为了服务个体、社会群体、组织及社区的目标而通过社会联系与社会关系所获取的资源。不难看出，林南教授实际上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所获取的资源。
第二节 社会资本的相关理论
目前国内外对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成果众多，但是归根结底是功能论、公民参与论、资源基础论、“嵌入”论及信任论五项理论。
一、功能理论
功能理论主要是通过研究社会资本的功能与作用来研究社会资本的相关理论。这一观点最初是由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提出。这一理论主要在对社会资本构成要素的研究的基础上对社会资本的积极功能和消极功能进行了有效研究。通过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不难发现，社会资本主要由信任机制、社会规范、公民参与网络、互利互惠、民间组织等要素构成。在此基础上，科尔曼教授指出，社会资本的积极功能主要有：第一，满足公民之间的情感需求。社会资本可以通过信任机制构建公民之间的彼此信任，使得公民产生满足感和安全感，从而满足公民之间的情感需求。第二，可以实现公民之间信息和机会的共享。社会资本通过构建参与网络，有利于信息与机会等要素的流动，从而实现信息与机会的共享，推动整体性发展。第三，通过社会规范可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和交往活动，维护社会稳定；第四，满足公民的物质需求。通过民间组织、互利互惠机制、参与网络等的建立，可以实现信息、资源、机会的共享，从而推动经济发展，满足公民的物质需求。然而，这一切都需要成为这一社会网络中的成员才可以享有。另外，他还从功能角度出发，指出了社会资本的消极功能：容易形成“小团体”，从而影响集体利益；在交往中容易产生社会成本；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范容易产生冲突；社会网络的准入问题等等。
二、社区理论
社区理论理论最初是由哈佛大学帕特南教授提出。帕特南教授把对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引入到政治学领域，实现研究从传统意义上的个体角度上升到集体角度，侧重社会资本理论中的关系网络中的公民集体参与研究。正如他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指出，公民参与网络可以化解集体行动的困境。集体行动困境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个体对自身理性的追求与集体理性（公共利益）发生了冲突。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考虑，理性的个体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然而集体理性（公共利益）的实现需要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让度，一般情况下，这是很难实现的，正如奥尔森提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理性的个人行为一般不会导致理性的集体结果。
第二章 社会资本引入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管理中的必要性
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管理和创新能力不足，但乡村社会资本却广泛存在且尚未得到有效培育。因此，将民族地区乡村社会资本融入到推进乡村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中，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第一节 民族地区政府管理能力有限
民族地区大部分处于祖国的边疆地带，受客观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当地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社会管理创新能力也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而明显不足。
一、较高的管理成本
边疆民族地区大多属于老少边穷地带，受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对这一地带进行有效管理进而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是一项难度较大的工作。
第一，地广人稀的人口分布特点制约了政府的管理能力，增加了管理成本。同一级别的行政区划，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地域面积会更大，人口密度会更小，与此同时，还面临村民居住分散且流动性强的特点，这无形之中便加大了管理和创新的难度，政府工作人员很难对村民进行集中地有效管理和高效服务，从而制约了政府的管理能力，带来了巨大的管理成本。
第二，宏观财政倾斜不能转化为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动力。鉴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国家从宏观上采取财政倾斜、转移支付等重要举措。但仍不能有效地转化为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活力，只是维持基层政府日常财政支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的财政支出甚至依赖转移支付，如表1。
第三，政府管理过程中缺乏“合作伙伴”。众所周知，随着民营化浪潮席卷全球，私人企业、第三部门等成为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友好合作伙伴，政府通过合同外包的方式将公共服务外包给这些非政府部门，从而实现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然而面临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资源丰富但开发难度大的现实，一方面，由于这些区域资源开发难度大从而使对开发商丧失兴趣，很少有人愿意到此投资；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客观环境的限制从而使公用服务供给难度较大，政府外包公共服务的难度也相应增大，极少有人愿意到此投标，于是，这些区域的公共服务供给就完全落到了基层政府的肩上，无形中加重的政府的管理负担和管理成本。
第二节 民族地区乡村社会资本丰富
社会资本这种关系网络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当中产生，因此易受外界影响，从而具有区域性和发展不均衡性的特征。民族地区受到地理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并不丰富，但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却存量丰富。在这里，我们着重要分析的是民族地区乡村的社会资本。我们将乡村社会资本的主要构成要素作为基本的分析框架，对民族地区乡村社会资本展开分析。乡村社会资本主要包括：家族权威、习惯法、文化习俗、宗教组织、草根NGO等民间组织。这里研究民族地区的乡村社会资本，需要进一步彰显民族特色，具体为：习惯法、家族权威、宗教组织、草根NGO等。
一、 习惯法
习惯法是民族地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在规范村民行为方面与制度化规范共同发挥着重要影响。习惯法与家族权威大部分情况下是融合在一起的，习惯法基于家族权威下得以贯彻落实。习惯法②广泛存在于民族地区的社会管理的过程中，它的重要性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种途径予以合理的解释。第一，由于民族地区所处地理位置的偏僻性，自古以来管理者的触角往往无法延伸到民族地区尤其是基层的管理过程中，许多顶层的政策、管理制度无法有效地在民族地区基层得到良好地贯彻，在民族地区基层管理中就逐渐形成了适合基层管理的习惯法，习惯法可以有效执行，恰恰说明了习惯法适合民族地区基层管理的特殊性。第二，尤其是诺思在新制度主义中所阐述的路径依赖理论指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类似力学的惯性，就是在制度选择过程中，一旦选择进入某一路径，无论该路径是否适合目标价值的发展，都会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性，并如惯性一般对该路径进行不断强化，加大了走出该路径并完成制度转变的难度。
第 三 章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管理中社会资本发展现状——以河口县为例........... 20
第一节 河口瑶族自治县乡村社会资本的测量 .............20
一、个案介绍...........20
二、乡村社会资本测量指标及问卷..........21
第四章 社会资本培育中推动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管理创新....... 36
第一节 在民族地区民间权威基础上重建政府信任 .........36
第四章 社会资本培育中推动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管理创新
通过对河口瑶族自治县的实地调研，我们发现在历史变迁过程中传统社会资本流失与解构，现代社会资本尚处于萌芽阶段，发展不成熟。因此，实现传统社会资本的重构和现代社会资本的培育成为河口县乡村社会管理创新中社会资本培育的重要任务。整篇文章以社会资本的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