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土特色的研究———邻里协会和社区
一直以来,有关邻里协会即Chonaikai以及新兴地区性社区形成的研究可能算是日本城市社会学中最具有本土特色的了。Chonaikai有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它由邻里的所有家庭组成;其次,各Chonaikai都有着相同且广泛的功能如紧密的联系、体育运动、安全防卫、节日庆典、公共卫生、葬礼、街道的清扫、河流清淤、政府部门政策的传达等等。Chonaikai的历史起源已无从所知,但至少在封建时代的许多传统大城市中就已经存在,并且遍布于20世纪20年代的许多大都市中。尽管在二战之前从未获得合法地位,但在二战中Chonaikai被组织起来,与军人政府合作以动员广大市民甚至包括分发食品。但在二战后,由于Chonaikai被美国占领军认为是服务于军人政权组织而被取缔。即便是没有获得合法承认,Chonaikai还是很快被重新组织起来并长期存在着。市级政府最终还是承认了Chonaikai作为邻里居民的代表的地位。直到现在,大多数的居民都被组织到Chonaikai或类似的邻里协会当中。
几位学者将Chonaikai看作独特的日本文化模式(Cultural Pattern)(Oumi 1962;Nakamura 1990)。但是,仅仅用文化方面的因素能否有效地解释Chonaikai为何能长期存在还并不确定。也有学者指出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南韩和中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Nakamura,1990;O-htsubo Ikeda 1986)也有类似的组织。这其中的一部分似乎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军事占领期间从日本移植过来的,而另外一部分可能是这些国家或地区本土化的东西。
有些学者即提出了与此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Chonaikai是公共管理部门在各地区的中间机构,主要起到对消防、警察及其他政府部门的补充作用。Chonaikai是中坚分子通常由年长的中产阶层人士、保守党派的成员及其他的支持者组成(Okuta,1961;Akimoto,1990)。总的来讲, Chonaikai是个基层性的保守组织。由于社区中新兴中产阶层的参与程度不足,可能会影响到Chonaikai的地位及其作用的发挥。有些学者却认为,Chonaikai有时也会得到新兴中产阶层的支持和参与,并表现出变革的迹象和意识(Nakamura,1965)。
还有学者认为Chonaikai类似于本地自治机构或本地管理机构的某个部门(Yasuda,1997;Nakata,1990)。通常它由保守派社会阶层管理,虽然有时候也会受到新兴中产阶层甚至是工人阶层的巨大影响。这种看法似乎进一步阐述了文化模式论的观点。但他的局限性在于他忽视了传统的Chonaikai的地位正在下降,同时也出现了众多自发性组织。
19世纪60年代末期,为地区发展制订的公共政策受到了地区群众运动的抵制,此时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作为地区性基层组织,Chonaikai的剧烈变迁及其地位的日见衰落。位于大都市边缘的地区在这一问题上最为典型和突出(Suzuki,1978)。Chonaikai作为传统的沟通渠道,在过去能够在民众之间就公共政策问题形成一致意见,而现在却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由于地区群众运动促进形成了一种地区共同体,政府部门也认为有必要建立公民共同体(Civic communituy),于是“建立共同体”成了政府部门的目标。这也为城市社会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
Okuda(1971)试图用两个理论维度的交叉来确定地区共同体的类型。这两个维度是:价值体系包括的统一性和各自为政;行为体系包含的激进主义和消极主义。这样就确定了四种共同体模式,分别是激进且各自为政的“地区共同体”(local community)、消极且各自为政的“传统失范”(traditional anomie)、消极但统一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tic),以及激进且统一的“社区”(communi-ty)。随后,Okuda在东京郊区的Hachioji市进行了一次调查,所使用的简单问卷中就包括了这四种类型的共同体。可笑的是,“社区”型被调查者的回答和“本地共同体”型被调查者的回答有很多相同之处。于是有人对这一类型学的效度提出了质疑(Suzuki1978),此外他们还指出社区类型学的整体概念与人们对社区共同体的普遍看法并无多大差别。
Hisoshi Suzuki(1978)对Okuda的研究提出了批判,并且严格地区分了他的理论中的两个维度。即:社区人相处态度(morale)是互利友好还是自私自利的(reciprocal vsegoistic)以及社区人的宽容度(norm)是狭隘的地方主义还是兼容并蓄的(local vs cosmopolitan)。他还分别为这两个维度制定了测量指标。他的推测是:住所的流动性有助于削弱社区的封闭性,而长期互为邻里有助于新来居民之间和睦相处。但实际上,很难找到互利友好和睦相处的社区。Suzuki的这一理论排除了一些境况恶劣基础设施极为缺乏的社区。此外,他的这一理论过于复杂,旁人很难用实证的办法来进行检验。
总的来说,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日本的城市社会学毕竟在城市社区的变迁中找到了可作实证研究的对象。
二、 日本城市社会学当前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日本各城市经历了新的结构性变迁。从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萧条中恢复以后,城市商业区的地产价值飚升,特别是1985年后,住宅区的地价大幅度上扬,对开发的管制的取消,带动了东京市中心地价的上涨,土地投机风波及整个东京大都会地区和日本其他大城市。一系列的改造工程也在酝酿之中。为避免支付大笔的财产税,市中心的小块土地所有者被迫把地产转让给投机商,结果城市外观变得面目全非。
社区研究者们也将注意力从郊区转到市中心来了。Takahashi和他的同事们(1992)对东京市区东部的某个地段进行了研究。由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状况的改变使得当地的居民构成也发生了变化,本来居民都是附近一个小型制造厂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后来这部分人逐渐减少,而服务人员在居民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其中的一些是制造厂所有者或工人的子女。此事表明这个传统的工业社区的人口繁衍模式的变迁。
相对于市郊地区,市中心的情况复杂。Okuda(1993)认识到从市郊获得的关于社区形成的经验不能有效地解释市中心的情况。他试图在对社区的研究中找到这样的经验,却并未成功。
当面临这样的局限性时,社区研究中出现了新的研究方法:宏观结构、城市种族群体研究以及社会关系网络分析。
(一) 城市的重构
宏观结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社会学中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影响。在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于社区研究的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Machimura(1994)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将Freedmann的世界城市研究假设(world city hypothesis)应用在20世纪80年代东京的重构过程中。在分析各方努力将东京建设成一个国际大都市的合作中,Machimura强调指出:东京不是一个政治中心,而是一个经济网络发达的经济中心。最近,根据20世纪80年代的人口统计数据,Sonobe(1999)分析了东京的职业结构分化。结论是:在东京并未发现纽约和伦敦(Sassen 1991)存在的社会两极分化现象,尽管已出现了分化的征兆。Sonobe并未详细论证几个城市之间为何会发现这种差异。
(二) 城市种族群体
对于城市种族群体的研究是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各大城市中外籍劳工人数的日渐增加。Oku-da(1993)将其研究方向从东京市区转移到其他的内陆地区如lkebukuro和Shinjuku等地的亚洲移民(Okuda,Taji-ma,1991,1993)。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成长的初期,这些地区曾经是从农村迁移来的本国人的聚居地。20世纪90年代以前,有许多中国移民已搬进了当地的木质住房。这些人都是语言学校的学生,他们白天上学晚上打工,但他们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社区。他们只是和在东京的中国人以及远在中国的亲朋保持着联系。其中的部分人甚至和在其他国家的亲戚之间存在着关系网。Tajima(1998)还指出在中国移民、韩国移民和他们的同胞之间广泛存在的商业联系,上了年纪的第一代韩国移民和新移民之间通过商业交往,不同社会地位的人通过结成社团形成的关系网络等等。
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城市种族群体研究基本上都是通过研究者的直接参与观察和间接访谈来进行的。尽管已积累了大量材料。但多是缺乏条理的描述且很少有系统的理论分析。
(三) 城市社会关系网络
日本城市社会学对社会网络分析的引入也受到了美国社会学的影响。例如,Fischer (1982)、Laumann(1968)、Wellmann(1979)等人的理论。尽管较早已有人提出采用社会关系网络分析理论,甚至将其运用到邻里研究当中(Oshio1959),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来进行城市范围内的个人关系网络分析研究。
首先,Ohtani(1995)在Chugoki和Shikoku地区五个人口数量不同的城市(从56万到100万不等)展开了一次社会关系网络调查,并将结果与在北美的调查(主要是Fischer1982,Wellmann1979的调查)作了比较,尽管在两国的调查中采用的测量量度不同,但还是能够发现日本城市中亲属规模小于美国城市特别是加利福利亚北部地区,另一方面日本城市中关系亲密的邻里和同事的人数却多于美国。此外还发现日本,城市化的发展导致亲密网络的异质性加强。Ohtani提出城市化对亲属规模和友情网络的影响与Fischer的预计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城市化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