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在义务教育阶段推行免费、免试、就近入学政策，然而，大中城市的许多学生与家长却自主“择校”，宁愿交费、“就远”入学。自1993年以来，大中城市的“择校”潮一浪高过一浪。与此相呼应，随之而来的便是屡禁不止的“高收费”、“乱收费”现象。愈演愈烈的“择校”潮甚至培育了一个很不规范的“地下教育市场”，从而对义务教育阶段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产生了很大冲击。这一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映。自1993年开始，中小学乱收费问题构成了教育信访的重要和主要内容。1995、1996、1997连续3年，教育乱收费问题被国家教委信访办列为群众来信来访中反映的“比较突出的问题”①。乱收费的表现主要集中在一些中小学违规高价招收“择校生”。
从1993年到2000年，国家教委等部门几乎每年都要就治理中小学收费问题专门发文，提出处理意见②，要求大中城市一定要遏制住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生”高收费问题的发展。2002年，教育部、国务院纠风办又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进一步加大力度，重点治理大中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的“择校”高收费问题。这一方面体现了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解决“择校”高收费问题的决心和工作力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困难和复杂程度。
根据社会学家默顿的观点“，择校”实际上属于社会越轨行为的一种方式—一种“对制度性规则的制度化的抗拒”(Institutionalized evasions of institutional rules)方式。默顿认为“，这些抗拒性社会行为的发生，或者是在当一个团体面对现实危机，要求采取与长期存在的规范不同的目标取向或适应性行为的时候，或者是当新提出的规范(最明显的是新的立法)与长期存在的社会习行和情感发生矛盾的时候”[1]。据此，择校行为当属后者，即新提出的规范(就近入学)与长期存在的社会习行和情感(考试入学等)发生矛盾，由此造成了“对制度性规则的制度化的抗拒”——“择校”。
简单地说“，择校”、高收费现象的形成与发展，起因于优质教育需求旺盛与优质教育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形成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 沉重的就业压力使人们纷纷聚焦教育
我国正处在适龄劳动人口不断上升时期，将在长时间内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据世界银行估计(1997)，1980年中国劳动力供给人口(含就业者和失业者及现役军人)为5.39亿人，占世界劳动力供给总数的26.4%；1995年中国劳动力供给人口为7.09亿人，约占世界劳动力供给总数的26.3%，相当于高收入国家或地区劳动力供给总数(4.32亿人)的1.64倍。1995年中国国内投资仅占世界总数的3.4%，这就是说，中国要用世界的3.4%资本资源来提供和创造世界上近1/4以上的劳动力就业岗位[2]。另据国家统计局预测，我国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1995年为8.07亿人，2000年为8.5亿人，2010年为9.70亿人，2020年将达到最高峰约9.97亿人，比1995年增加近2亿人，约增长23.5%。显然，这一预测比世界银行估算的形势还要严峻。
由于劳动力供给量过大，且将长期保持持续增长，这大大超过了就业需求量，劳动就业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如此巨大的就业压力，意味着今后就业竞争将日益激烈，从业要求将日益提高，自然对就业者受教育的要求也会水涨船高。近年在人才市场上，招聘单位对应聘者的要求已发生了悄然的变化：从要求有学历到要求高学历，从要求高学历到要求名牌大学的高学历。于是人们便竞相攀登教育阶梯，以期在未来的就业竞争中占据优先地位。也就是说，人们竞相就学，实质上是在竞争就业。求学潮正是就业难在教育上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择校”问题的实质就是择业。教育具有累积的效果，中小学教育是教育的基础，此时的失败就预示着在竞争中输掉起点。因此，小学与初中阶段的教育尽管不与就业直接相关，却仍然备受关注“。一个国家在发展中小学教育方面如何分配其资源，对其分配模式有重大的影响。实际上，差不多在所有社会中，个人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活动有效性都是同其本人的学历密切相关的”[3]。这段话实际上是对当前我国“择校”收费问题的最好注解。
当然，人们对教育的要求，也有社会心理上的原因。诚如《学会生存》一书所言：“家长们一般希望他们的子女得到比他们自己更高程度的教育。即使教育所开辟的广阔前景实际上是虚幻的，人们仍是把教育视为促进社会变动的基本手段。在发展中国家，大学学位和文凭往往取代了古代封建社会通常承认的头衔和特权，尽管朝代改变了，它们的许多社会结构还依然存在。这种对于声誉和形式的考虑有时强烈地影响着教育体系的方向和分配给各学科的资源。”[4]我国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依然存在这一情况。
二、 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凸显了教育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社会客观上要求调整劳动就业政策，以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新的劳动就业政策倾向于保护受过教育的劳动者。劳动力就业市场的现实也表明，劳动者受教育的程度与其失业的几率成反比、与其经济收入成正比关系。在社会结构中，教育结构越来越成为确定社会成员地位和分层的关键性因素。目前“，读书无用论”逐渐消失，教育不断升值。随着国家劳动人事政策的调整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盛行的“脑体倒挂”现象，到90年代中期逐渐得到矫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的价值和知识分子的优势开始显现，尤其是在实用技术领域体现得更为充分。现代教育在通过调整自身结构促进社会职业结构的合理化过程中，起到了改进和调整社会阶层的作用。这一点首先被文化素质较高的城市居民所认识，他们是教育的受益者，因此更加关心子女教育，是“择校”的主要推动者。
正是由于教育在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流动(正向流动)方面功能的强化，教育成了当今时代中国老百姓“最不怕花钱”“、最舍得花钱”的地方。1998年，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金额高达53407亿元，比上年增长近18%。而国家统计局对我国城镇居民储蓄动机的调查统计数据则表明，以给子女上学做准备为存款动机的比例最高，达44%，也就是说，有近一半的人是为“购买教育”而存钱。另据相关资料，1985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消费支出结构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非商品消费比例持续上升，其中教育费用的增长速度最快。如1998年对北京、上海、重庆、广州等8大城市的一项调查显示，求学子女的学习消费在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为：小学23.3%、初中26.4%、高中38.2%、大学28.6%，教育费用支出已成为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中的“大头”，超过买房支出，更远远超过购车支出[5]。
三、 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和社会收入差距的明显拉大，使“择校”成为可能和必然
交费“择校”的前提是，居民手里必须具有一定的可支配收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日益呈现出两大特征：
一是城乡居民收入普遍提高。以上海为例，从平均每人年实际收入来看，1990年只有2198.28元，1995年猛增到7196.4元，翻了好几倍，到2000年则升至11802.4元（见表１);从平均每人年可支配收入来看，1990年为2181.60元，1995年蹿至7171.91元，2000年则突破万元大关，升至11718.01元。
二是居民家庭收入差距明显拉大。有关研究表明，从基尼系数③来看，197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只有0.18，到了1994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37，依国际公认标准看，还属于比较合理状态。然而事过两年，至1996年就突破了警戒线，达到了0.424，到1998年又进一步升到0.456。再以上海为例，从人均实际收入看，最低收入户与最高收入户之差，1990年为2064.24元，1995年为10331.52元，2000年则升至17903.90元。
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使得更多的人具备交费“择校”的经济条件；社会收入差距的明显拉大，则使得交费“择校”成为必然现象——高水平的经济能力当然希望得到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并且，对教育服务的消费又是家庭和个人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和保障，这就更刺激了人们追求高质量教育的欲望。
四、 城市公用事业的改善，为“择校”创造了便利的交通条件
就近入学在农村推行得十分顺利“，择校”问题主要出现在城市。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市学校比较密集，而且交通便利，从而在客观上使“择校”成为可能。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交通条件有了巨大的改善。以上海为例，公交运营线路1990年不到400条，此后10年内增至1000条左右；公共汽车1990年只有5341辆，到2000年则翻了几倍，多达17358辆（见表2）。此外，1990年以后，上海市通过修建高架桥、大桥和隧道等交通设施极大地改善了公共交通的状况，1996年以后又通过铺设地铁和轻轨，新增了轨道交通，从而创造了更便捷的交通条件。公共交通的改善，使得学生“择校”的自由度更大，不仅可以在本区内择校，还可以跨区“择校”。
综上所述，我国大中城市义务教育阶段目前普遍存在的“择校”与高收费现象，之所以长期解决不了，除了优质教育资源稀缺、校际之间客观上存在较大差距之外，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因素是其重要根源。这些因素造成了“对制度性规则的制度化抗拒”现象。因此，对义务教育阶段“择校”问题的治理，必须采取综合措施，而不能只将其局限在教育领域之内。
注释：
① 参见1996年、1997年、1998年中国教育年鉴。
② 1993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中小学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1994年国家教委办公厅关于印发《部分省市中小学收费管理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1995年国家教委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