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论文，本研究通过一个拓展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探索了居民的家庭固体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机制，并且探讨了这些影响因素之间的城乡差异，为政府和社区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建议。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研究背景
由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急剧增长的城市固体废弃物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突出问题（Grazhdani，2016），对固体废弃物的任意丢弃不仅会增加市政废弃物管理成本（Karak 等，2012），而且也会导致许多严重的环境问题，包括垃圾围城、生态退化、水污染和土壤污染，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存质量（Miller，2000）。因此，如何对城市固体废弃物进行有效回收和处理受到了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我国从 2004 年起便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垃圾产出国（Wang，2019），我国居民生活垃圾的产出量急剧增长。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垃圾清运量达到了惊人的 2.28 亿吨（国家统计局，2020）。中国有三分之二的城市面临着“垃圾围城”的困境（Fei 等，2016）。城市固体废弃物的管理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般来说，固体废弃物处理系统包括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四大部分，生活垃圾分类不仅是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McDougall 等，2011），更是是废弃物处理的起点，直接影响后续处理和再利用的难度和有效性，Heidari等（2018）也指出，只有当废弃物在源头进行分类以后，才能被有效地回收再利用，所以，引导居民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垃圾分类引领着低碳生活新时尚。”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新年贺词中如是说（习近平，2019a）。近年来，垃圾分类回收成为全国上下关注的热点话题。早在 2016 年12 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努力提高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习近平，2016）。”2019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又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习近平，2019b）。”此外，2019 年 4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要求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并要求到 2025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9）。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大中城市和一些农村地区，垃圾分类和回收已经成为居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
第二节研究意义
第一，通过拓展计划行为理论的心理变量，提高了理论模型的预测能力。计划行为理论认为，行为意图的直接预测变量是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Ajzen，1991）。但是，近年来，多项研究指出计划行为理论在预测能力方面的不足，并且在计划行为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展，如过去行为、自我认同（Gkargkavouzi 等，2019）等。本研究也根据垃圾分类的现实情境拓展了计划行为理论的心理变量（道德规范和自我认同），增强了计划行为理论的预测能力，更好地解释了城乡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心理机制。
第二，将行为意图和行为的直接预测变量（心理变量）和间接预测变量（信念）进行了整合，增强了理论模型的完备性。在利用计划行为理论对垃圾分类行为进行的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仅考虑了直接心理变量，如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自我认同等（Gkargkavouzi 等，2019）。但是，Ajzen（2012）认为，利用计划行为理论预测行为应当同时考虑行为的直接影响因素（心理变量）和间接影响因素（信念）。信念层面的间接影响因素被大多数研究所忽略。通过研究与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相对应的行为信念、规范信念和控制信念可以更深入地探索了行为背后的机制，同时，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可操作的政策工具。本研究同时考虑了直接预测变量和间接预测变量，增强了理论框架的完备性，为政府和社区垃圾分类管理者提供了有效的干预措施。
第三，检验了拓展的计划行为理论对实际行为的预测效果。计划行为理论中包含着对实际行为的预测，但是很少有实证研究探索实际的垃圾分类行为。一方面是由于预测实际行为的准确性较差，另一方面是由于对实际行为的预测需要两个时间点的测量，实际操作难度较大。本研究在对模型的检验过程中，进行了两个时间点的调查：通过社区入户发放问卷，调查居民的信念、心理变量和垃圾分类意图，并在调查结束时要求居民留下联系方式；在一周以后研究人员通过电话回访的形式调查居民的垃圾分类的实际行为。通过两个时间点的调查准确获得了居民垃圾分类实际行为的数据，进而探索垃圾分类行为的预测变量。
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第一节垃圾分类与回收行为
垃圾分类与回收行为可以被界定为收集、加工、再利用和再制造以前使用过的物品的过程（Schultz，1995）。废弃物分类回收按照行为主体不同可以分为工业分类回收和居民/消费者个体分类回收（吴波等，2019），居民/消费者个体分类回收行为包括分类、存储和丢弃三个步骤（Pieters，1991）。Shrum 等（1994）从社会营销学的视角界定了回收行为，回收行为被认为是一种产品，而营销问题是将回收“销售”给消费者或社会公众，并且认为回收的研究包括消费者研究（回收行为主体的特征）、价格研究（消费者在回收中的成本，包括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分销研究（回收者的参与模式）和促销研究（干预策略、个人“销售”策略和有说服力的沟通）。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学界更多使用“回收行为（Recycling Behavior）”而非“垃圾分类行为”，垃圾分类行为与回收行为之间既存在联系，也存在区别。垃圾分类行为与回收行为实际上强调了同一行为的不同侧面，回收行为更强调对废弃物处理所带来的结果，而垃圾分类行为更强调废弃物处理的过程。此外，使用“回收行为”常常进行特定类别废弃物回收的研究，如食品废弃物回收行为（Young等，2017；Stancu 等，2016）和电子废弃物（如手机）回收行为（Liu 等，2019；Kumar，2019）等。考虑到我国政策制定、管理实践和理论研究（Xu 等，2017）中更多地采用“垃圾分类行为”，所以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垃圾分类行为”指代家庭固体废弃物（Household Solid Waste，HSW）分类回收。具体的，垃圾分类行为是指在个体生活情境中所产生的垃圾通过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继而促进回收再利用的行为。根据我国各地区不同的垃圾分类标准，一般将家庭固体废弃物分为二到四类：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厨余垃圾又被称为湿垃圾、可腐垃圾，其他垃圾又被称为干垃圾、不可腐垃圾。
第二节计划行为理论
对行为的预测是心理学永恒的主题。许多学者提出了多种解释人类社会行为的理性行动方法（Reasoned Action Approach），例如目标设定理论（Locke 和 Latham，1994）、社会认知理论（Bandura，1986；1997）、技术接受模型（Davis 等，1989）等。其中，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和它的拓展理论——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是最著名的理性行动方法。
计划行为理论来源于 Fishbein 和 Ajzen（1975）提出的理性行为理论。理性行为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并不是由低层次的条件反射所引起的，决定一个人行为的最直接因素是他的行为意图，而影响行为意图的因素主要来自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部因素是对于行为的态度，外部因素是指行为人感知到的主观规范。而态度和主观规范又会受到行为信念和规范信念的影响。
计划行为理论在理性行为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展。第一，计划行为理论认为行为是意图和实际行为控制的函数。意图是一个人决定执行特定行为的指示。然而，人类的行为并不总是受到意志的控制，还受到个人技能，能力和意志力等自身条件以及时间和机会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实际的行为控制是指一个人具有的可以控制的内部条件和外部因素的程度。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衡量实际的行为控制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感知行为控制，即个人对自己执行特定行为的能力的感知，可以用作实际行为控制的代理来预测行为。第二，对行为的态度和主观规范是意图的直接前因。对行为的态度是指个人对行为的正面或负面评价的程度。主观规范是一个人对是否执行特定行为的感知社会压力。一个人对行为的容易程度的感知会影响他是否愿意执行行为。因此，感知到的行为控制不仅是行为的前提，而且还可以预测和解释意图。第三，人们具有各种各样的信念。当执行行为时，与该行为相关的信念被激活。这称为显著信念。与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所对应的是行为信念，规范信念和控制信念。行为信念是行为会导致特定结果或经验的主观概率。规范信念与重要的个体或群体（例如家人，朋友，邻居或政府）的预期期望有关。控制信念是指个人对促进或抑制行为执行的因素的感知。其他因素，如人口统计特征和人格特质，通过影响显著信念而间接影响行为（Ajzen，1985；1991）。计划行为理论模型见图 1。
第三章 研究假设与模型 ............................... 15
第一节 心理变量的预测 ..................................... 15
第二节 信念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