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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作为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通过让家庭医生承担居民健康和医疗费用守门人的职能,有利于均衡配置医疗资源,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更好地构建分级诊疗制度,以解决长期以来我国居民就医集中到大医院“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作为一项惠民医疗政策,经过多年实践,非但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执行效果,却还饱受多方诟病,具有非常深刻的研究意义。
本文基于 Z 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内涵及目标,应用已构建的 Z 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执行效果评价指标表对 Z 县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执行效果进行了研究。得出以下结论:Z 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执行在签约人数、健康管理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医疗控费、转诊服务以及目标群体满意度上存在明显不足。基于此,本文选择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自上而下”执行模式具有较好适应性的马萨模型,从政策问题可处理性、政策本身控制力以及政策以外的其他变量三个方面分析 Z 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因素。并结合“自下而上”的街头官僚理论对家庭医生变通执行的行为选择做出原因分析。最后,在渐进主义的指导下对优化 Z 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执行效果提出了五方面的建议。第一,优化签约服务政策;第二,扩大政策资源支持力度;第三,优化政策执行组织机构安排;第四,加强家庭医生职业社会认同;第五,加强签约服务监督力度。
由于本人研究能力和研究条件的一些主客观限制,导致本文还存在一些研究不足:第一,调查统计存在抽样误差,基于样本乡镇获取的数据结果难以真实反映 Z 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执行的实际效果。第二,政策执行研究模型的理解难度非常大,加之本人研究水平有限,理论的运用仍停留在较浅的层次。第三,由于不具备医学专业知识,本文在分析政策执行效果上存在明显不足。比如对健康管理效果的评价未引入专业的医学指标,也没有设置实验对照组,而只是单纯采取访谈的形式进行质性研究,缺乏一定的科学性。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