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论文，本文以 T 市的新社会阶层为研究对象，从治理视角下分析新社会阶层在参与乡村振兴过程中出现的不足，总结经验，提出切实可行建议，明确新社会阶层通过发挥内部资源优势，借助新社会阶层联谊会平台，调动其他社会群体积极性，共同参与乡村振兴，同时，实现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T 市新社会阶层参与乡村振兴以来，取得了一定成效。以新社会阶层产业智能化为特色，带动了产业兴旺。培养了大批农村职业技能型人才、社会服务型人才以及电商人才，使乡村内生动力得到提高，强化了乡村人才支撑。新社会阶层人士本身文化水平较高，介入乡村使得乡村精神文明气质得以提升，农民文化生活更为丰富。同时，以生态文明为引领，促进生态振兴，恢复乡村绿水青山。组织下乡弥补乡村组织不健全问题。新社会阶层在乡村振兴的实施中可以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始终放在全党工作重中之重。①国家重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印证了农村治理与国家治理息息相关，农村得不到有效治理，国家的长治久安无从谈起。然而，随着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农村内部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基层政府在解决农村问题时亟需多元主体、各方力量的协助。新社会阶层作为经济社会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地位不断提高的背景下社会分化的一个新的阶层，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该阶层积极活跃于多个行业和领域，参与社会事务治理的热情日益高涨。因此，应积极探索新社会阶层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
2015 年 5 月施行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将新社会阶层人士单列为统战工作对象，②这充分表明发挥新社会阶层人士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是新时期新阶段统一战线自身建设的重要部分，同时又是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新社会阶层崛起于改革开放并在市场化的大浪潮中不断壮大，属于赖特所言的“新中产阶层”，③大多受到良好的教育、拥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党和政府对这些体制外的新阶层人士进行统战，鼓励其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来，是基于对其进行“再组织化”的需要，改变以往各群体分布的“零散化”，从而促进新社会阶层各群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实现更好的沟通与交流。与此同时，政府为新社会阶层开辟利益表达渠道，引导其规范有序参与，在获得满足感同时强化社会责任感，进一步提高社会地位。可以说，新社会阶层参与乡村振兴是对新时代党和政府总结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中国经验”基础上的创新，更是对新社会阶层服务社会公共事务，实现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创新。
乡村振兴提出对我国乡村社会各方面的要求，而新社会阶层可凭借开放、创新的精神特质，以及较强的资源动员能力和丰富的资金管理、项目运作经验，弥补政府实施乡村振兴的欠缺，从而多层次、多维度契合乡村振兴的需要。同时为其他社会群体起到一定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以人才入村为核心辐射带动五大振兴的发展，以新媒体为媒介，通过专业的团队宣传推广，聚合资源，辅助乡村振兴。因此，新社会阶层作为乡村振兴中不可或缺的建设性力量，地方政府应更好地调动这一阶层发挥作用，利用其特有的智力优势和较强的专业性，探索可持续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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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1.2.1 国外研究现状
由于新社会阶层是基于中国国情，社会结构变化所衍生出的新的阶层，国外尚不存在这样一个群体参与乡村相关建设活动，因此对于国外研究综述分别从乡村建设和类新社会阶层群体两方面展开分析。
一是对乡村振兴的研究。研究过程中，以乡村振兴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相关外文文献检索，并进行阅读归纳，发现国外文献主要从乡村建设、乡村经济发展、乡村可持续性发展、乡村治理以及乡村发展方式几个方面分别展开研究。
首先提出有关乡村研究的国外文献是美国学者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提出农民大量使用杀虫剂和化学农药会对环境造成危害，向美国国民提出警告，进而呼吁民众生态保护，最终扩展到乡村建设方面的研究；①美国学者西奥多·舒尔兹（1962）在《改造传统农业》中开创性地将农业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针对农业政策下的经济发展提出乡村需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转而向现代农业发展，将农村问题看作是经济问题来解决，并将农业看作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而实现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②英国学者巴巴拉·沃德③与美国学者德内拉·梅多斯（1972）①对于乡村如何可持续发展做出具体分析，提出乡村要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实现环境、人的可持续发展，要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丹尼尔·柯尔曼（2006）的《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提出对于乡村环境的治理需要介入政治的力量，生态危机与生态恢复最终归于个人行为，通过政府干预实现参与型民主达到环境治理的效果。②施奈伯格（2008）的研究中将环境污染责任真正追究到个人，即破坏环境的主要责任者。对于农村相关制度建设，日本学者石岗陶子出版的《日本农村的变迁》认为，农村必须有配套的制度，包括财政制度与村民的管理制度，通过完备的制度来保障乡村的有序运行。关于村民管理的观点，韩国金英姬提出要以村民为主体视角，村民要有一定的主动性才能创造财富，只有发挥村民主体作用才能促进乡村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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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 市新社会阶层的发展概况
2.1 我国新社会阶层发展历程
2.1.1 新社会阶层酝酿阶段（1949-1978 年）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大型国营企业后开始进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此时，我国社会阶层发生巨大变化，形成了“两阶级一阶层”的社会阶级结构，两个阶级分别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而一个阶层即为知识分子阶层。这一结构的形成满足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推翻封建主义、消灭剥削压迫的强烈愿望，使整个国家团结起来，社会秩序得到稳定。然而，随着生产力发展和工业化的兴起，这种以单一阶级划分为基础的“两阶一层”的社会结构不再适应社会发展，封闭的、固化的社会阶层限制了社会流动，产业结构难以调整，同时社会结构难以优化，进而阻碍社会进步。
这一时期，政府主导企业的生产、分配、消费等经济活动，对民营经济、个体经济长期压制。由计划经济产生的单位制模式成为主要经济管理模式，政府对社会资源进行整合配置，配套社会制度安排，因此，体制内人员可以获得特殊生存空间，社会各主体受制于单位，成为具备共性化的“单位人”。在这种体制下，单位成为社会保障的要素，人人追逐“单位”的同时，失去成为体制以外的其他阶层的条件。
2.1.2 新社会阶层产生阶段（1978-1992 年）
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市场化改革催生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产业结构的不断冲击下，我国社会原有的固化的社会结构出现明显的裂变，原来简单的“两阶级一阶层”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不断分化出新的社会阶层。这一时期产生十大社会阶层，其中包括新社会阶层。
最初并没有“新社会阶层”这一概念，而是新社会阶层中的民营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社会组织、中介组织等群体在这一阶段大量产生。其一，这类群体的产生是基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将国家、社会、市场三者间的关系进行重新建构，国家不再对社会生活各方面进行掌控，没有政府的控制，势必会导致社会秩序混乱，因此产生一些“自愿组织形式”，公共领域中的组织数量不断增加，该类组织善于吸纳大量具备知识技能的非体力劳动者，譬如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等。其二，国家鼓励对外开放的政策，沿海地区出现新的经济模式，大量体制外的管理技术人员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不断涌现。其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当一部分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兴起，以浙江温州模式为代表的集体经济发展迅速，同时产生大批个体工商户、外资企业以及各类中介组织、社会组织等。①民营企业打破体制内“铁饭碗”趋向，整个社会发展格局呈现“一体多元、一元多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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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T 市新社会阶层发展和组织现状
2.2.1 T 市新社会阶层基本构成
新社会阶层人士主要集中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大多数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专业技术能力强且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具备独特优势。据统计，截至目前，T 市新社会阶层人士约有 21 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3.7%，其中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约 10.1 万人，占所有新社会阶层人数的 50%，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约 1.7 万人，占 24%，自由职业人员约 9.3 万人，占 22%，新媒体从业人员 2000 多人，占 4%。具体如图 2.2，从图中可看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占比最多，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者以及自由职业者占比大体一致，人数最少的是新媒体从业者，仅占 4%。各组成群体的具体情况如下：
其一，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民营经济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而复兴起来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力军。近年来，国家进行商事登记制度改革，高度重视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T 市放宽民营企业市场准入，激发民营企业主创业活力，大批民营企业兴起。据统计，2018 年 T市民营企业达 80560 户，民营企业从业人员数达 563464 人，其中管理技术人员约 7 万人。无论是民营企业户数还是从业人员人数都在逐年递增。（详见图 2.3）外商投资企业是指企业中有外国资本投入的中国境内合法企业，外资企业从业者具有较高的收入，外资企业一般以企业利益为核心，对于国内社会公共事务关注较少，极少参加社会公共服务，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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